最近组会上饶老师提及“insight”一词时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这个词是我发明似的。尽管我平时言必称“insight”，倒不是说我有多少“insight”，而是觉得“insight”离我太遥远了，现代的社会也太缺乏“insight”。

   对我而言，insight意味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不连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让人惊奇的，仿佛一个人在战火频乃暗无天日的战争年代一头栽进了桃花源，从此莫名其妙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童年其实是最有insight的阶段。阳光下纤细透明的双手，老泪纵横的干枯的脸，风筝下的两个小小背影，历历如在目前。我也曾记得高烧不止的时候让妈妈用一台破录音机给我放贝多芬的“英雄”，还有在夏雨肆虐的时候打开窗子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惬意的享受“田园”。逝去的永远逝去了，即使长大了能够拥有更高档的CD机，听到更权威更经典的版本，能够欣赏到小克莱伯和卡拉杨的不同的演绎风格，可再也找不到小时候刚刚接触古典音乐时那种无比清新的仿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感觉。在童年时代，似乎每天都在做着最重要最有insight的发现：即便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场景在儿童的清新好奇的目光中也具有某种艺术上或者道德上的意义。快乐，悲伤，嫉妒，内疚，懊悔，高傲，自卑，自负......这一切之前未曾体会到而之后在各种人生悲喜剧中麻木到习以为常的情感加诸一个未经世事的儿童身上，就会形成永难忘怀的人生烙记。人长大了，快乐往往变成纵欲，悲伤往往成为痛苦，嫉妒和内疚也往往成为维系紧张而易破裂的人际关系的代名词，童年的小小欢乐早已不复返。我们每每在长夜感怀童年时代，其实是因为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时候：从别人的眼中认识和塑造自己，从大自然中，从书本上寻找内在逻辑，想象和比喻，并将其与自己的情感联系起来，而这些联系将决定自己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言语谈吐和行为方式。余华谈及创作时曾说童年时代医院里的阴森恐怖的氛围和作牙医的经历对他影响颇深。莫言曾坦言他从福克纳身上学到了如何以他的故乡高密为原型，以他儿时的经历为蓝本进行无限可能的创作的。作家的风格，或者说私人语言，往往正是来源于童年所见的种种幻象和真实。

   我小时候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极大震惊于作者描述的近乎疯狂的情感，虽然这与一些现代小说中畸形变态的感情不一样，它是真诚的，健康的，有着高尚趣味的。罗曼罗兰不仅展示了一个人极端的感情上的敏感是如何可能的，而且创造了一种对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情感进行分析的新浪漫主义语言逻辑（如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或者克里斯朵夫和葛拉齐亚的对话）。这种内在逻辑对书中几位极度敏感的主人公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很不现实。罗曼罗兰虚构了这么一种超现实的理想主义，确实无愧于诺贝尔奖颁发给“理想主义”作品这一宗旨，但也难免被现代小说家们所厌弃。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部音乐体裁小说实在是对浪漫乐派的最好诠释，同样是汹涌澎湃不受遏制的情感和强烈的戏剧性，罗曼罗兰让其在正确的背景和正确的语言逻辑中变成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曼罗兰也是独占一份insight。

    如果把希腊时代比作人类历史的童年的话，那现代社会也许算是已经步入“中年”。不得不承认，现代人的生活实在是缺乏insight而显得异常的枯燥和琐碎：大部分人都很难拥有对自己的职业的真正而持久的热情，事实上也不太可能。现代社会分工如此精细，每个人都处于一张无比巨大的生产网络中，这张网络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以近乎精确的方式稳定地生产商品或者知识，而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者知识又通过市场或者所谓的SCI加以量化比较，再以此为基准对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进行分配。每个人都在对一栋高楼大厦的某几块砖瓦进行精雕细刻，既不明晓自己所雕刻的砖瓦在整座楼房中的意义，亦看不到大楼竣工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成为物的奴隶，成为职业的奴隶。马克思所谓社会分工导致人的异化也亦如此。工作只是为了生产商品，而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为了进入市场流通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训练只是某种机械的专业的训练，而非培养健康的心智；以此为目的的竞争也只能是畸形的以钱或者影响因子为标准衡量的竞争，而非纯粹出于好奇心的发明的欲望或者智力上的挑战。在科学上，学科的过度专业化同样造成科学研究者的异化：大致的知识框架既成，只要不出现科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引起框架的大幅度改变，绝大多数科学家们只能在某一专业的某个小枝丫上进行修修补补，不厌其烦地考证，数十年如一日地实验。这种兢兢业业，皓首穷经的治学精神固然让人佩服，然而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和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毋宁说是科学家们对现状的无可奈何和被动的适应。专业化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更便于稳定的输出知识和对某一门类知识的细致和彻底的了解从而加以应用，而这种应用亦是适应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的需要的；专业化也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比较重要的insight已被前人发掘完了，我们只能无奈的面对从最基础的insight上长出来的浩如烟海的trivial insight。我们在钦佩Francis Crick，Sydney Brenner和Seymour Benzer的工作的同时，也只能发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慨叹：他们的工作与其说养活了一大批博士生和博士后，不如说葬送了成千上万人的精神生命。

    相比而言，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更为人性化，人与自然融合无间，较现代人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论及希腊人时写道：“......一刻不停地发明，欣赏，感受，经营，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象只有思想是他的本行”......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他们也只愿意摘取事物的精华。他们绝对没有近代学者的牺牲精神，用所有的才智去阐明考据学上的一个疑问，花十年工夫观察一种动物.....”。希腊人的生活极尽朴素，去咖啡馆一杯清水就能聊上一整天，在夏天或者天气不那么寒冷的时候就睡在露天或者阳台上，排演戏剧的时候也无需豪华的大剧院，自然景色就能提供舞台布景。希腊人有的是聪明机巧，沉迷于诡辩和清谈，喜欢对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加以讨论。他们的艺术趣味像儿童一样天真，对外界事物和抽象观念有着纯粹而强烈的好奇心。希腊人较少宗教生活，这和基督徒和新教徒完全相反。韦伯认为新教精神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新教徒崇尚禁欲主义和积累财富。而希腊人从来没有创造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来让自己匍匐祈祷的欲望，希腊人的神祗是人性化的，幽默，俏皮，富有生活气息，自然也有缺点。尼采曾借用日神和酒神来比喻人类的理性和感性，其实希腊人最是善于达到理智和情感的微妙的均衡，而不让一方压倒另外一方。由此可以看出，希腊人的宗教和他们的崇尚享乐主义和没有宏大的人生目标和野心是相称的。而从宙斯到基督，从基督教到新教，亦反映出一种宗教上的异化：人性与神性日渐疏远，人已经成为神的愚蠢的奴隶和盲目的信徒。是日渐膨胀的欲望造就了独一无二威力无边的上帝，还是上帝培养了虔诚的新教徒们巨大的野心？这些不得而知。也许有一点是正确的：无论是宗教上的异化，还是社会分工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异化，亦或是学科专门化导致的科学上异化，可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共同造成了这个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