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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iugno Insight最近组会上饶老师提及“insight”一词时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仿佛这个词是我发明似的。尽管我平时言必称“insight”，倒不是说我有多少“insight”，而是觉得“insight”离我太遥远了，现代的社会也太缺乏“insight”。 对我而言，insight意味着某种非常重要的不连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可预测的，让人惊奇的，仿佛一个人在战火频乃暗无天日的战争年代一头栽进了桃花源，从此莫名其妙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童年其实是最有insight的阶段。阳光下纤细透明的双手，老泪纵横的干枯的脸，风筝下的两个小小背影，历历如在目前。我也曾记得高烧不止的时候让妈妈用一台破录音机给我放贝多芬的“英雄”，还有在夏雨肆虐的时候打开窗子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惬意的享受“田园”。逝去的永远逝去了，即使长大了能够拥有更高档的CD机，听到更权威更经典的版本，能够欣赏到小克莱伯和卡拉杨的不同的演绎风格，可再也找不到小时候刚刚接触古典音乐时那种无比清新的仿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感觉。在童年时代，似乎每天都在做着最重要最有insight的发现：即便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场景在儿童的清新好奇的目光中也具有某种艺术上或者道德上的意义。快乐，悲伤，嫉妒，内疚，懊悔，高傲，自卑，自负......这一切之前未曾体会到而之后在各种人生悲喜剧中麻木到习以为常的情感加诸一个未经世事的儿童身上，就会形成永难忘怀的人生烙记。人长大了，快乐往往变成纵欲，悲伤往往成为痛苦，嫉妒和内疚也往往成为维系紧张而易破裂的人际关系的代名词，童年的小小欢乐早已不复返。我们每每在长夜感怀童年时代，其实是因为那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时候：从别人的眼中认识和塑造自己，从大自然中，从书本上寻找内在逻辑，想象和比喻，并将其与自己的情感联系起来，而这些联系将决定自己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言语谈吐和行为方式。余华谈及创作时曾说童年时代医院里的阴森恐怖的氛围和作牙医的经历对他影响颇深。莫言曾坦言他从福克纳身上学到了如何以他的故乡高密为原型，以他儿时的经历为蓝本进行无限可能的创作的。作家的风格，或者说私人语言，往往正是来源于童年所见的种种幻象和真实。 我小时候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极大震惊于作者描述的近乎疯狂的情感，虽然这与一些现代小说中畸形变态的感情不一样，它是真诚的，健康的，有着高尚趣味的。罗曼罗兰不仅展示了一个人极端的感情上的敏感是如何可能的，而且创造了一种对貌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情感进行分析的新浪漫主义语言逻辑（如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或者克里斯朵夫和葛拉齐亚的对话）。这种内在逻辑对书中几位极度敏感的主人公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很不现实。罗曼罗兰虚构了这么一种超现实的理想主义，确实无愧于诺贝尔奖颁发给“理想主义”作品这一宗旨，但也难免被现代小说家们所厌弃。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部音乐体裁小说实在是对浪漫乐派的最好诠释，同样是汹涌澎湃不受遏制的情感和强烈的戏剧性，罗曼罗兰让其在正确的背景和正确的语言逻辑中变成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曼罗兰也是独占一份insight。 如果把希腊时代比作人类历史的童年的话，那现代社会也许算是已经步入“中年”。不得不承认，现代人的生活实在是缺乏insight而显得异常的枯燥和琐碎：大部分人都很难拥有对自己的职业的真正而持久的热情，事实上也不太可能。现代社会分工如此精细，每个人都处于一张无比巨大的生产网络中，这张网络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以近乎精确的方式稳定地生产商品或者知识，而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者知识又通过市场或者所谓的SCI加以量化比较，再以此为基准对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进行分配。每个人都在对一栋高楼大厦的某几块砖瓦进行精雕细刻，既不明晓自己所雕刻的砖瓦在整座楼房中的意义，亦看不到大楼竣工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成为物的奴隶，成为职业的奴隶。马克思所谓社会分工导致人的异化也亦如此。工作只是为了生产商品，而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为了进入市场流通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训练只是某种机械的专业的训练，而非培养健康的心智；以此为目的的竞争也只能是畸形的以钱或者影响因子为标准衡量的竞争，而非纯粹出于好奇心的发明的欲望或者智力上的挑战。在科学上，学科的过度专业化同样造成科学研究者的异化：大致的知识框架既成，只要不出现科恩所说的科学革命引起框架的大幅度改变，绝大多数科学家们只能在某一专业的某个小枝丫上进行修修补补，不厌其烦地考证，数十年如一日地实验。这种兢兢业业，皓首穷经的治学精神固然让人佩服，然而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和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毋宁说是科学家们对现状的无可奈何和被动的适应。专业化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更便于稳定的输出知识和对某一门类知识的细致和彻底的了解从而加以应用，而这种应用亦是适应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的需要的；专业化也是不得不然的，因为比较重要的insight已被前人发掘完了，我们只能无奈的面对从最基础的insight上长出来的浩如烟海的trivial insight。我们在钦佩Francis Crick，Sydney Brenner和Seymour Benzer的工作的同时，也只能发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慨叹：他们的工作与其说养活了一大批博士生和博士后，不如说葬送了成千上万人的精神生命。 相比而言，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更为人性化，人与自然融合无间，较现代人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论及希腊人时写道：“......一刻不停地发明，欣赏，感受，经营，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象只有思想是他的本行”......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他们也只愿意摘取事物的精华。他们绝对没有近代学者的牺牲精神，用所有的才智去阐明考据学上的一个疑问，花十年工夫观察一种动物.....”。希腊人的生活极尽朴素，去咖啡馆一杯清水就能聊上一整天，在夏天或者天气不那么寒冷的时候就睡在露天或者阳台上，排演戏剧的时候也无需豪华的大剧院，自然景色就能提供舞台布景。希腊人有的是聪明机巧，沉迷于诡辩和清谈，喜欢对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加以讨论。他们的艺术趣味像儿童一样天真，对外界事物和抽象观念有着纯粹而强烈的好奇心。希腊人较少宗教生活，这和基督徒和新教徒完全相反。韦伯认为新教精神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新教徒崇尚禁欲主义和积累财富。而希腊人从来没有创造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来让自己匍匐祈祷的欲望，希腊人的神祗是人性化的，幽默，俏皮，富有生活气息，自然也有缺点。尼采曾借用日神和酒神来比喻人类的理性和感性，其实希腊人最是善于达到理智和情感的微妙的均衡，而不让一方压倒另外一方。由此可以看出，希腊人的宗教和他们的崇尚享乐主义和没有宏大的人生目标和野心是相称的。而从宙斯到基督，从基督教到新教，亦反映出一种宗教上的异化：人性与神性日渐疏远，人已经成为神的愚蠢的奴隶和盲目的信徒。是日渐膨胀的欲望造就了独一无二威力无边的上帝，还是上帝培养了虔诚的新教徒们巨大的野心？这些不得而知。也许有一点是正确的：无论是宗教上的异化，还是社会分工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异化，亦或是学科专门化导致的科学上异化，可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共同造成了这个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状。 17 agosto 许巍：光明之门我经过着生活还是生活经过我 有时候我糊涂有时候好像明白 是因为有梦想还是梦想拥有我 有时候的温暖有时候的苍凉 曾经有个温暖的春天让我难忘 有一道门在我生命里敞开 让我第一次感到欣喜 面对这世界 当我想要索取 当我想炫耀 它就消失不见 又是个春天在这起风下午 回想起昨天就好像梦一样 我曾骄傲的心初次感到渺小 我学会了祈祷向这广阔世界 曾经有个温暖的春天让我难忘 有一道门在我生命里敞开 让我第一次感到平静 21 maggio Nature v.s. Nurture
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讲的是遗传因素（Nature）对生物个体的影响；而王安石笔下的神童仲永长大后默默无闻，则强调的是后天因素（Nurture）对于个体成长的影响。这种朴素的道理从古到今，无论是农夫还是文人，没有不明白的。但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或从不同角度看，都会有新的理解。更何况Nature 和Nurture 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不可分割的两面，从进化论的角度上看，分别代表着种族和个体对环境的适应。 Nurture 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早在哲学的认识论时代就被系统的提出来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始祖John Locke 曾主张人刚出生时是一张白纸，没有语言和观念；我们的一切知识和观念从我们的经验中来，从我们的感觉系统对外界和内心活动的知觉作用中得到。Locke 同时代的哲学家Berkeley则堕落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将Locke的经验主义外推到极致并且得出相当夸张的结论：如果人的对物质世界的一切认识是由感知决定的，那么物质的存在是虚妄的，存在即感知。比如一张椅子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感知到它的结果。Berkeley的哲学还好反驳，他提出的观点同样可以支持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物质其实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依赖于感知而已。而怀疑主义者Hume则走得更远，他从经验主义出发，对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和过度依赖是不可靠的，而人的几乎所有知识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比如说，高温导致木材燃烧，我们通常看到提高温度和木材燃烧这两个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认为这两个事件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看到这种因果关系，即提高温度通过什么样的作用去引起木材燃烧这一事件的。以此类推，我们所得到的所有知识只能是在某种概率上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绝对普遍正确的真理。这一点直至现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们还是很难辩驳。而关于人是如何认识因果关系的，则以心理学的联结主义和神经科学的学习记忆机制都能合理地解释。在神经元层面上，蒲慕明发现的Spike Timing-Dependent Plasticity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解释：前后突触的spike产生的时间顺序不同，从而造成突触联结的强度增强或者减弱，这就有可能编码两个在时间上很接近的事件何为因，何为果。Hume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论断是否定人的自我意识：他认为人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一系列感觉的集合体，快乐或者痛苦，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以及听到的声音等，除开这些，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感觉或者对象是关于自我意识的。故曰哲学上所谓的自我的主体是虚妄的。自从神经科学诞生以来，很多哲学问题科学化，包括人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道德判断等等，无不能找到 Neural Correlates。而唯独自我意识很难找到一个特定的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NCC）。很多的关于意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感觉系统如视觉系统或者听觉系统等，去寻找对于某一类特定的感觉线索的意识。NCC有可能是一群特定的神经细胞，也有可能是某种编码机制如一大群神经元同步放电。而自我的意识可能会更复杂些，可能是不同感觉或者运动系统的意识相互作用的一种涌现，或者竟如Hume所说，根本没有。扯远了。 Hume以严密的逻辑将后天经验决定人的知识这一论断推到极致，得出了怀疑主义的不可知论，相当于向整个哲学界下了一道战书，而最先应战的就是伟大的哲学家Kant。Kant一生与世无争，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如果说他有什么敌人的话，那就是且唯一可能是Hume了。Kant被Hume的一本《人类理智论》刺激之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来回应这位假想敌。他将人类知识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或者先天命题和经验命题。分析命题相当于“白马是马”这种废话，即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是确定性的知识，综合命题则通常由经验得来，是非确定性的；而先天命题与经验命题的区分是从人自身的认识角度上提出的，顾名思义，经验命题是人由经验得到的，而先天命题则相反。他认为因果关系是综合的，但同时又是先天的。这貌似自相矛盾，其实很好理解：在漫长的进化进程中，人类将适应环境的行为或者认识能力通过遗传保留下来，而保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处理经验和适应以后的环境。因果关系是先天的，因为它是遗传的，但同时又是综合的，因为它是用来处理经验的。假如Kant的体系外延扩展到行为，则爱情和正义又何尝不既是先天的，又是综合的。虽然Kant并没有否定因果关系是综合的，因而也没有直接推翻Hume的不可知论，但是哲学已开始将Nature和Nurture加以区分，并且开始揭示两者之间的隐秘的联系，而不是经验主义时代的唯Nurture是从。这预示着下个世纪Nature和Nurture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根本突破，即Darwin的进化论和Mendel的分离和自由组合的遗传规律的发现。 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规划的，但是以回溯的眼光去看，科学史确是一环扣一环，有清晰的脉络可寻。虽则说进化论和遗传学看似Kant哲学的逻辑必然，但是其成功或多或少获益于当时兴盛的博物学和Linnaeus提出的分类学说。不管怎样，自从Mendel的豌豆实验被重复之后，噬菌体，玉米，果蝇，一齐上，彻底地将遗传学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于生物学而言，这是一个Nature大行其道的时代，既然遗传规律被发现，那么运用遗传规律对一切在进化中保留下来的先天综合命题也就成为了可能。这其中最让人崇拜的工作要数Sydney Brenner运用线虫研究发育命题和Seymour Benzer先生运用果蝇研究行为命题。相反，研究后天环境对生物体的作用的工作较少而且不系统。Nature压倒Nurture，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进化过程中，遗传下来的生活习性和组织器官是稳定不变的，进化的压力有可能塑造一整套机制去编码它们。而即使对于同一物种而言，随着世代的更替，后天环境不断地变化，不可能存在一套一般的机制去调控环境对生物体的影响。更遑论不同的物种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故此很难找到一条普遍适用的真理来概括后天经验的影响。即便如此，自从Tosten Wiesel发现视觉系统的关键期以来，运用电生理的方法已经得到了一些视觉信号如何调节先天的视觉环路的初步认识，而亦有人研究新的神经环路如何整合进入旧的神经环路中。这些工作虽然不够系统，但至少代表着研究Nurture的分子细胞机制的初步尝试。 在生物学刚刚进入遗传学时代时，虽然遗传因子具体是什么不清楚，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进行丰富的联想。Galton第一个受人工选择的启发，提倡优生以促进人类进化的人。当然更极端的一个例子是Hitler.遗传学的兴盛对心理学一个最直接的启示就是，人的性格，智力，才能，都有可能是遗传决定的，一个古老的例子就是Bach的兄弟姐妹都是音乐天才。但是心理学一度盛行的行为主义领导者Watson，却极力反对人类行为是由遗传决定的。这大概与他们使用的方法有关，行为主义者们将生物个体，或者说大脑，当成一个黑箱，任何行为可以通过黑箱的输入和输出来刻画。他们既然不关心黑箱里的物质及其运行机制，自然对决定黑箱的遗传学弃如敝履。相比而言，Piaget的研究后天环境对儿童的认知形成的影响更有生命力。Piaget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Dewey的工具主义哲学，强调儿童自身的探索和操作对于发展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但是科学化和实验化的程度更高，做得更系统。他早期是一位结构建构主义哲学家，认为儿童的后天发育处在一个不断地结构-建构的过程中，建构即个体的变化，而结构即个体发展的某一稳定阶段，建构-结构的循环往复见诸于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以对于心理学而言，由于不好对人类本身进行遗传操作，行为主义者的黑箱式处理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此，在心理学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Nurture较Nature要占上风。 另外一个值得一谈的例子是语言学。即便是哲学专业以外的人也知道哲学在二十世纪初期发生了一次语言学转向，纯粹的哲学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引导转向的Wittgenstein本意是通过澄清语言来澄清哲学上的模糊不清的问题，但是语言学本身也借此大大发展了。但是在Noam Chomsky以前，语言学的主要目的还局限于描述语言现象以及对之进行归纳，就像遗传学之前博物学者们对各种各样的动植物进行描述以及归纳分类一样。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最有洞见性的论断或者说假设是：人的大脑存在一个可遗传的语言装置。不同的语系可以通过这个语言装置进行转换，而人学习某一特定语言，也即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学会怎么用这个装置。Chomsky的语言学观点的提出，实在有如Mendel定律之对于生物学的振聋发聩的效果。虽然说Chomsky学说远没有一统天下，比如Piaget就反对他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发生亦是一个通由儿童的操作不断建构的过程，而非Chomsky所言的“深层的理性结构”。但是在我看来，两种学说是不相矛盾的，语言的发生也当如其他的行为一样，既有Nature的一面，也有Nurture的一面。倘若真如Chomsky所言，则语言学的问题远未解决。这个语言装置是怎样发生的？它在各个层面的机制是什么？它在不同条件（不同语种）下是怎么运作的？这些都是激动人心的问题，然而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一丝一毫解决的希望了。
03 gennaio 我所感兴趣的五个问题Heculase同学点名说是写出新年neuroscience领域内十大问题。十个我写不出来，只能写出四五个。
1. 哲学问题科学化。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么一种趋势：哲学-〉心理学-〉实验神经生物学。一个很经典的承先启后的人物就是Pavlov，他在狗上作的行为实验正式宣布学习记忆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专属。而Tinbergen和Lorez从ethology的角度建立了包括aggression和imprinting在内的一系列行为的范式并分析其根源以及与各种生态因素的互相影响。尽管可能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对于ethology以外的研究者们会发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以现在的眼光回溯历史，他们同pavlov一样被看作是behavioral neuroscience的开拓者之一：在他们之后，用动物模型研究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可塑性成为可能。从现在看来，很多前人们感到有趣的但神秘不可解的哲学问题可以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概念来解释：比如以Locke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关于感知的一系列有趣的归纳和假说以及以Hume为代表的怀疑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质疑可以科学化成为对各种感觉系统（嗅觉，味觉等）和学习记忆机制的研究。但是也不难看出，很多哲学问题并没有完全科学化，或者被忽视，比如在Kant的哲学系统中，人类知识如何以及何种程度成为a priori（先天）的，数学如何成为a priori的。这些由于很大程度上专属于人类而很难找到对应的动物模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概念将以往的哲学概念上简单化和明确化。
2. 语言的神经生物学机制。Wittgenstein后期曾致力于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当时神经元学说曾提出不久，更遑论语言的神经机制。Wittgenstein的努力其实是想用语言本身来揭示语言的内在机制，我们可以想见其中的巨大困难：用语言描述其他行为不难，但是用语言本身分析语言，很容易要么循环论证，要么不知所云。所以我们在《哲学研究》中看到的只是断章式的，模糊的描述，或者一连串的不得解答的问题。现在对于语言的认知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少（局限于fMRI，病症的观察和家谱分析），进展更为缓慢，找到几个脑区或者基因如foxp2等，其根本的机制完全不清楚。
3. 果蝇复杂视觉图像认知的分子遗传机制。
4. 果蝇具有高级功能的神经环路的发育。过去十几年内对果蝇低级神经元发育的研究导致了一系列参与axonal guidance和dendritic morphogenesis的基因发现。尽管对嗅觉系统的高级神经元（如PN 或 Kenyon cell）的发育机制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对其他的系统的执行高级功能的神经元的wiring所知甚少。
5. 对果蝇的anatomical neural circuit和执行行为的functional neural circuit进行鉴定。 05 dicembre 阿城：常识与通识阿城的小说很耐读，比如《棋王》、《树王》、《孩子王》等。他的文风很类似沈从文汪曾祺，从不搞怪和煽情，口吻天真，不事雕琢，但自有一股灵气和奇气。让人欣喜的是，阿城什么时候改行学neuroscience了，居然写起这种科学随笔来。不过直率和自在是不变的，文人的幽默洋溢其中。
思乡与蛋白酶
我们都有一个胃，即使不幸成为植物人，也还是有一个胃，否则连植物人也做不 成。 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了个“吃”。如果以为这个“吃”是为了中国人的胃， 就错了。这个“吃”，是为中国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所谓“色、香、味”。 嘴巴这一项里，除了“味觉”，也就是“甜、咸、酸、辣、辛、苦、膻、腥、麻
、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口感”，所谓“滑、脆、黏、软、嫩、凉、烫”。 我当然没有忘掉“臭”，臭豆腐、臭咸鱼，臭冬瓜，臭蚕豆，之所以没有写到“ 臭”，是我们并非为了“逐其臭”，而是为了品其“鲜”。 说到“鲜”，食遍全世界，我觉得最鲜的还是中国云南的鸡土从菌。用这种菌做 汤，其实极危险，因为你会贪鲜，喝到胀死。我怀疑这种菌里含有什么物质，能完全 麻痹我们脑里面下视丘中的拒食中枢，所以才会喝到胀死还想喝。 河豚也很鲜美，可是有毒，能置人死命。若到日本，不妨找间餐馆（坐下之前切 记估计好付款能力），里面治河豚的厨师一定要是有执照的。我建议你第一次点的时 候，点带微毒的，吃的时候极鲜，吃后身体的感觉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议你此时赶快 做诗，可能你此前没有做过诗，而且很多著名诗人都还健在，但是，你现在可以做诗 了。 中国的“鲜”字，是“鱼”和“羊”，一种是腥，一种是膻。我猜“鲜”的意义 是渔猎时期定下来的，之后的农业文明，再找到怎样鲜的食物，例如鸡土从菌），都 晚了，都不够“鲜”了，位置已经被鱼和羊占住了。 鱼中最鲜的，我个人觉得是广东人说的“龙利”。清蒸，蒸好后加一点葱丝姜丝 ，葱姜丝最好顺丝切，否则料味微重，淋清酱油少许，料理好即食，入口即化，滑、 嫩、烫，耳根会嗡的一声，薄泪洇濡，不要即刻用眼睛觅知音，那样容易被人误会为 含情脉脉，低头心里感激就是了。 羊肉为畜肉中最鲜。猪肉浊腻，即使是白切肉；牛肉粗重，即使是轻微生烤的牛 排。羊肉乃肉中之健朗君子，吐雅言，脏话里带不上羊，可是我们动不动就说蠢猪笨 牛；好襟怀，少许盐煮也好，红烧也好，煎、炒、爆、炖、涮，都能淋漓尽致。我最 喜欢爆和涮，尤其是涮。 涮时选北京人称的“后脑”，也就是羊脖子上的肉，肥瘦相间，好象有沁色的羊 脂玉，用筷子夹入微滚的水中（开水会致肉滞），一顿，再一涮，挂血丝，夹出蘸料 ，入口即化，嚼是为了肉和料混合，其实不嚼也是可以的。料要芝麻酱（花生酱次之 ），豆腐乳（红乳烈，白乳温），虾酱（当年产），韭菜花酱（发酵至土绿），辣椒 油（滚油略放浇干辣椒，辣椒入滚油的制法只辣不香），花椒水，白醋（熏醋反而焦 钝），葱末，芫荽段，以个人口味加减调和，有些人会佐食腌糖蒜。京剧名优马连良 先生生前到馆子吃涮羊肉是自己带调料，是些什么？怎样一个调法？不知道，只知道 他将羊肉真的只是在水里一涮就好了，省去了一个“顿”的动作。 涮羊肉，一般锅底放一些干咸海虾米和干香菇，我觉得清水加姜片即可。料里如 果放了咸虾酱，锅底不放干咸海虾米也是可以的，否则重复；香菇如果在炭火上炙一 下再入汤料，可去土腥味:姜是松懈肌肉纤维的，可以使羊肉更嫩。 蒙古人有一种涮法是将羊肉在白醋里涮一下，“生涮”。我试过，羊肉过醋就白 了，另有一种鲜。这种涮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征进时的快餐吧，如果是，可称“ 军涮”。 中国的饮食文化里，不仅有饱的经验，亦有饿的经验。 中国在饥谨上的经验很丰富，“谨”的意思是蔬菜歉收，“饥”的另有性欲的含 义，此处不提。浙江不可谓不富庶，可是浙江菜里多干咸或发霉的货色，比如萧山的 萝卜干、螺丝菜，杭州、莫干山、天目山一带的咸笋干，义乌的大头菜，绍兴的霉干 菜，上虞的霉千张。浙江明明靠海，但有名的不是鲜鱼，奇怪的是咸鱼，比如玉环的 咸带鱼，宁波的咸蟹，咸鳗鲞，咸乌鱼蛋，龙头考，咸黄泥螺。 宁波又有一种咸冬瓜，吃不惯的人是连闻都不能闻的，味若烂尸，可是爱吃的人 觉得非常鲜，还有一种臭苋梗也是如此。绍兴则有臭豆。 鲁迅先生是浙江人，他怀疑浙江祖上人也许不知遭过多大的灾荒，才会传下这些 干咸臭食品。我看不是由于饥谨，而是由于战乱迁徙，因为浙江并非闹灾的省份。中 国历史上多战乱，乱则人民南逃，长途逃难则食品匮乏，只要能吃，臭了也得吃。要 它不坏，最好的办法是晾干腌制，随身也好携带。到了安居之地，则将一路吃惯的干 咸臭保留下来传下去，大概也有祖宗的警示，好像我们亲历过的“忆苦思甜”。广东 的客家人也是历代的北方逃难者，他们的食品也是有干咸臭的。 中国人在吃上，又可以挖空心思到残酷。 云南有一种“狗肠糯米”，先将狗饿上个两三个月，然后给它生糯米吃，饿狗囫 囵，估计糯米到了狗的“十二指肠”（狗的这一段是否有十二个手指并起来那么长， 没有量过），将狗宰杀，只取这一段肠蒸来吃。说法是食物经过胃之后，小肠开始大 量分泌蛋白酶来造成食物的分化，以利吸收，此时吃这一段，“补得很”。 还是云南，有一种“烤鹅掌”，将鹅吊起来，让鹅掌正好踩在一个平底锅上,之 后在锅下生火。锅慢慢烫起来的时候，鹅则不挺地轮流将两掌提起放下，直至烫锅将 它的掌烤干，之后单取这鹅掌来吃。说法是动物会调动它自己最精华的东西到受侵害 的部位，此时吃这一部位，“补得很”。 这样的吃法已经是兵法了。 相较中国人的吃，动物，最凶猛的动物，吃起来也是朴素的，表情平静。它们只 是将猎物咬死，然后食其血或肉，然后，就拉倒了。它们不会煎炒烹炸熬煸炖涮，不 会将鱼做成松鼠的样子，美其名曰“松鼠桂鱼”。你能想象狼或豹子挖空心思将人做 成各种肴馔才吃吗？例如爆人腰花，炒人里脊，炖人手人腔骨，酱人肘子，人耳朵， 涮人后脖子肉，腌腊人火腿，干货则有人鞭？ 吃，对中国人来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地步。“吃哪儿补哪儿”，吃猪脑补人 脑，这个补如果是补智慧，真是让人犹豫。吃猴脑则是医“羊痫风”也就是“癫痫” ，以前刑场边上总有人端着个碗，等着拿犯人死后的脑浆回去给病人吃，有时病人亲 自到刑场上去吃。“吃鞭补肾”，如果公鹿的性激素真是由吃它的相应部位就可以变 为中国男人的性激素，性这件事也真是太简单了。不过这是意识形态，是催眠，所谓 “信”。海参，鱼翅，甲鱼，都是暗示可以补中国男女的的性分泌物的食品，同时 也就是暗示性的能力的增强。我不吃这类东西，只吃木耳，植物胶质蛋白，而且木耳 是润肺的，我抽烟，正好。 我以前的闲话闲说里聊过中国饮食文化的起因： 现在呢，则不妨将《招魂》录出： 稻粢穱麦，挐黄梁些。 大苦咸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胹鄨炮羔，有柘浆些。 鹄酸臇凫，煎鸿鸧些。 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 粔籹蜜饵，有□餭些。 瑶浆蜜勺，实羽觞些。 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这样的食谱，字不必全认得全懂，但每行都有我们认得的粮食，家蓄野味，酒饮 ，烹调方法。如此丰盛，魂兮胡不归！ 这个食谱，涉及了〈礼记??内则〉将饮食分成的饭、膳、馐、饮四大部分。先 秦将味原则为“春酸、夏苦、秋辛、冬咸，这个食谱以“大苦”领首，说明是夏季， 更何况后面还有冰镇的“冻饮”，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冷饮。 难怪古人要在青铜石器上铸饕餮纹。饕餮是警示不要贪食，其实正暗示了所盛之 物实在太好吃了。 说了半天都是在说嘴，该说说胃了。 食物在嘴里的时候，真是百般滋味，千般享受，所以我们总是劝人“慢慢吃”， 因为一咽，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连辣椒也是“辣两头儿”。嘴和肛门之间，是由植 物神经管理的，这当中只有凉和烫的感觉，所谓“热豆腐烧心” 食物被咽下去后，经过食管，到了胃里。胃是个软磨，被嚼碎的食物再磨细，我 们如果不是细嚼慢咽，胃的负担就大。 经过胃磨细的食物到了十二指肠，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我们千辛万苦得来的口 中物，能不能化成我们自己，全看十二指肠分泌出什么样的蛋白酶来分解，分解了的 ，就吸收，分解不了吸收不了的，就“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影响很大，诸如打嗝放屁还是小事，消化不良可以影响到精神不振， 情绪恶劣，思路不畅，怨天尤人。自己烦倒还罢了，影响到别人，鸡犬不宁，妻离子 散不敢说，起码朋友会疏远你一个时期，“少惹它，他最近有点精神病。” 小的时候，长辈总是告诫不要挑食，其中的道理会影响人一辈子。 人还未发育成熟的时候，蛋白酶的构成有很多可能性，随着进入小肠的食物的种 类，蛋白酶的种类和解构开始形成以至固定。这也是例如小时侯没有喝过牛奶，大了 以后凡喝牛奶就拉稀泻肚。我是从来都拿牛奶当泻药的。亚洲人，例如中国人，日本 人，韩国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例如美国，绝大多数都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 是因为亚洲人小时侯牛奶喝的少或根本没有的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 牛奶在美国简直就是凉水，便宜，新鲜，管够。望奶兴叹很久以后，我找到一个
办法，将可口可乐搀入牛奶，喝了不泻。美国专门出一种供缺乏分解牛奶的蛋白酶的 人喝的牛奶，其中掺了一种酶。这种牛奶不太好找，名称长得像药名，总是记不住， 算了，还是喝自己调的牛奶吧。 不过，“起士”或译成“起司”的这种奶制品我倒可以吃。不少中国人不但不能 吃，连闻都不能闻，食即呕吐，说它有一种腐败的恶臭。腐败，即是发酵，动物蛋白 质和动物脂肪发酵，就是动物的尸体腐败发酵，臭起来真是昏天黑地，我居然甘之如 饴，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是不吃臭豆腐的，一直没有过这一关。臭豆腐是植物蛋 白和植物脂肪的腐败发酵，差了一个等级，我居然喜欢最臭的而不喜欢次臭的，是第 二个自己的不可思议。 分析起来，我从小就不吃臭豆腐，所以小肠里没有能分解它的蛋白酶。我十几岁 时去内蒙古插队，开始吃奶皮子，吃出味道来，所以成年以后吃发酵得更完全的起士 ，没有问题。 陕西凤翔人出门到外，带一种白土，俗称“观音土”，水土不服的时候食之，就 舒畅了。这白土是碱性的，可见凤翔人在本乡是胃酸过多的，饮本地的碱性水，正好 中和。 所以长辈“不要挑食”的告诫会影响小孩子的将来，道理就在于你要尽可能早地 ，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使你的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的完整，于是你走遍天下都不 怕，什么都吃得，什么都能消化，也就有了幸福生活的一半了。 于是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 绪。 我注意到一些会写东西的人到外洋走了一圈，回到中国之后发表一些文字，常常 就提到饮食的不适应。有的说，西餐有什么好吃？真想喝碗粥，就咸菜啊。 这看起来真是朴素，真是本色，读者也很感动。其实呢？真是挑剔。 我就是这样一种挑剔的人。有一次我从亚历桑纳州开车回洛杉矶。我的旅行经验 是，路上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过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你说 我挑剔不挑剔？ 话说我沿着十号州际高速公路往西开，早上三明治，中午麦当劳，天近傍晚，路 边忽然闪出一块广告牌，上写中文“金龙大酒家”，我毫不犹豫就从下一出口拐下高 速公路。 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中国餐馆相当谨慎。威尼斯的一家温州人开的小馆，我进去 要了个炒鸡蛋，手艺再不好，一个炒蛋总是坏不到哪里去吧？结果端上来的炒鸡蛋炒 得比盐还咸。我到厨房间去请教，温州话我是不懂的，但掌勺儿表明“忘了放盐”我 还是懂了。其实，是我忘了浙江人是不怕咸的，不过不怕到这个地步倒是头一次领教 。 在巴黎则是要了个麻婆豆腐，可是什么婆豆腐都可以是，就不是麻婆豆腐。麻婆 豆腐是家常菜呀！炝油，炸盐，煎少许猪肉末加冬菜、再煎一下郫县豆瓣，油红了之 后，放豆腐下去，勾兑高汤，盖锅。待豆腐腾的涨起来，起锅，撒生花椒面，青蒜末 ，葱末，姜末，就上桌了，吃时拌一下，一头汗马上吃出来。 看来问题就出在家常菜上。家常菜原来最难。什么“龙风承祥”，什么“松鼠桂 鱼”，场面菜不常吃，吃也是为吃个场面，吃个气氛，吃个客气，不好吃也不必说， 难得吃嘛。家常菜天天吃，好象画牛，场面菜不常吃，类似画鬼，“画鬼容易画牛难 ”。 好，转回来说美国西部蛮荒之地的这个“金龙大酒店”。我推门进去，站柜的一 个妇人迎上来，笑容标准，英语开口，“几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从她肩上 望过去，座上都是牛仔的后代们，我对他们毫无成见，只是，“您这里是中国餐馆吗 ？” “当然，我们这里请的是真正的波兰师傅。” 到洛杉矶的一路上我都在骂自己挑剔。波兰师傅怎么了？波兰师傅也是师傅。我 又想起来贵州小镇上的小饭馆，进去，师傅迎出来，“你炒还是我炒？”中国人谁不 会自己炒两个菜？“我炒。” 所有佐料都在灶台上，拣拣菜，抓抓码，叮当五四，两菜一汤，吃得头上冒汗。 师傅蹲在门口抽烟，看街上女人走路，蒜瓣儿一样的屁股扭过来扭过去。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 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老华侨叶落归根，直奔想了半辈子的餐馆、路边摊，张口要的吃食让亲戚不以为 然。终于是做好了，端上来了，颤巍巍伸筷子夹了，入口，“味道不如当年的啦。” 其实呢，是老了，味蕾退化了。 老了的标志，就是想吃小时侯吃过的东西，因为蛋白酶退化到了最初的程度。另 一个就是觉得味道不如从前了，因为味蕾也退化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食品的评价 ，儿孙们不必当真。我老了的话，会三缄吾口，日日喝粥就咸菜，能不下厨就不下厨 ，因为儿孙们吃我炒的蛋，可能比盐还咸。 与我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 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的“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在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 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到“ 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 ，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 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 爱情与化学 这个题目换成“化学与爱情”，也无所谓。不过，我们的秩序文化里，比如官场 中接见时的名次序列，认为排在前面的一定高贵，或者比较重要，就好像判死刑之后 ，最先拉出去枪毙的总应该是首犯吧。鲁迅先生有过一个讲演，题目是《魏晋风度与 药及酒的关系》，很少有人认为其中三者的关系是平等的，魏晋风度总是比较重要的 吧。因此，把“爱情”放在前面，无非是容易被注意，查一下页数，翻到了，看下去 ，虽然看完了的感想可能是“煞风景”。 那这个容易引起注意的爱情，是什么呢?我猜这是一个被视为当然而可能不太了 解所以然的问题，不过题目已经暗示了，爱情，与化学有关系。 一定有人猜，是不是老生常谈又要讲性荷尔蒙也就是性激素了?不少人谈到爱情 的性基础时，都说到荷尔蒙。其实呢，性荷尔蒙只负责性成熟，因此会有性早熟的儿 童，或者性成熟的智障者，十多年前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可以是一个例子。顺便 说一下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小说里，疯子和傻子不免多了一点，连带着电影里也常 搞些疯子傻子说说“真话”。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出现癫僧，说出预言或题旨，因此 “癫”是有传统的。 性成熟的人不一定具爱情的能力。那么爱情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感情啊”，无 数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都“证明”过，有点“谎言千遍成真理”的味道， 而且味道好到让我们喜欢。其实呢，爱情的能力从化学来，也就是从性成熟了的人的 脑中的化合物来。 不过，话要一句一句地说。先说脑。 《儿子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说过， “性来自脑中”，他的话在生理学的意义 上是真理，可惜他的意思并不是指生理学的脑。 我们来看脑。 人脑是由“新哺乳类脑”例如人脑， “古哺乳类脑”例如马的脑和“爬虫类脑 ”例如鳄鱼的脑组成的，或者说，人脑是在进化中层层叠加形成的。 古哺乳类脑和爬虫类脑都会直接造成我们的本能反应。比如，如果你的古哺乳类 脑强，你就天生不怕老鼠，而如果你的爬虫类脑强，你就不怕蛇。我们常常会碰到怕 蛇却不怕老鼠，或者怕老鼠而不怕蛇的人。好莱坞的电影里时不时就让无辜的老鼠或 蛇纠缠一下落难英雄，这是一关，过了，我们本能上就感觉逃脱一劫，先松口气再说 。 我是天生厌蛇的人，有一次去一个以蛇为宠物的新朋友家，着实难过了两个钟头 ，深为自己有一个弱的爬虫类脑而烦恼。顺便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拿本能的恐惧来 开玩笑，比如用蛇吓女孩子，本能的恐惧会导致精神分裂的，后果会非常非常糟糕。 爬虫类脑位于脑的最基层，负责生命的基本功能，其中的“下视丘”，有“进食 中枢”和“拒食中枢”，负责饿了要吃和防止撑死，也就是负责我们人类的“食”。 下视丘还有一个“性行为中枢”，人类的“色”本能即来源于此。 我们来看下视丘中这个负责“色”的中枢。 这个中枢究竟是雄性化的还是雌性化的，在它发育的忉期，并没有定型。怀孕的 母亲会制造荷尔蒙，她腹中的胎儿，也会根据得自父母双方遗传基因染色体的组合， 来决定制造何种荷尔蒙，这两方面的荷尔蒙决定胎儿生殖器的构造与发育。 同时，这些荷尔蒙进入正在发育的胎儿的脑中，影响了脑神经细胞发育和由此而 构成的联系网络，决定性行为中枢的结构。脑的其它部分，相应产生“男性化脑”或 “女性化脑”的基本结构。 这些“硬体”定型之后，就很难改变了。但是在定型之前，也就是脑还在发育的 时候，却是有可能出些“差池”的，当这些“差池”也定型下来的时候，就会出现例 如同性恋，双性恋的类型。当代脑科学证实了同性恋原因于脑的构造。我们常说“命 ”，这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命，先天性的。 从历史记载分析，中国汉朝刘姓皇帝的同性恋比率相当高，可惜刘家的脑我们得 不到了。 好，假设脑发育定型了。 脑神经生理学家证实，古哺乳类脑中的边缘系统是“情感中枢”。因为这个中枢 的存在，哺乳类比爬虫类“有情”，例如我们常说的“舐犊情深”，哪怕它虎豹豺狼 ，只要是哺乳类，都是这样。爬虫类则是“冷酷无情”，这怪不得它们，它们的脑里 没有情感中枢。 人类制造的童话，就是在充分利用情感中枢的功能，小孩子听了童话觉得很“真 实”，大人听到了也眼睛湿湿的。童话里的小红帽儿呢?由于情感中枢的本能趋使， 结果让大灰狼吃了自己的奶奶，又全靠比情感中枢多了一点聪和明，免于自己被吃。 常说的“亲兄弟明算账”，无非是怕自己落到童话的境界。话说回来，情感中枢 对人类很重要，因为它使“亲情” “友情”乃至“爱情”成为可能，不过说到现在 ，爱情还只是“硬体”的可能罢了。 在这个边缘系统最前端的脑隔区，是“快感中枢”。经典的性高潮，是生殖器神 经末梢将所受的刺激，经由脊髓传到脑隔区，积累到一个程度，脑隔区的神经细胞就 开始放电，于是人才会有性高潮体验。不过，脑神经生理学家用微电流刺激脑隔区， 或者将剂量精确的乙醯胆硷直接输入到脑隔区，脑隔区的神经细胞也能放电，同样能 使人产生性高潮体验。这证明了性高潮是脑的事，可以与我们的生殖器神经末梢无关 。 我相信不少人听说原来如此，会觉得真是煞风景，白忙了。当初这个脑神经生理 关系发现之后，确实有人担心人类会成为电极的性奴隶，你我不过是些男女电池，现 在看来还不至于，不过毒品对脑隔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倒是我们要注意的。 临床报告说，有些脊髓受伤的男性，阴茎仍然可以勃起乃至射精，却没有性高潮 体验；另一种则是生殖器麻木不仁，却能由刺激第二性感区，甚至手臂胸腹而产生性 高潮体验。我以前在北京朝阳门内有个忘年交，一个当年宫里的粗使太监告诉过我， “咱们也能有那么回事儿”，我知道他没吹牛，因为太监制度只严格在下身，断绝 精子的产生与输出，同时也断绝男性激素的产生，但是，上面的脑隔区的“快感中枢 ”却还在，也算百密一疏吧。 不过，边缘系统中，还有一个“痛苦中枢”，难为它恰好与“快感中枢”为邻， 于是不管快感中枢还是痛苦中枢放电，常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另一个中枢 受到影响。所以俗说的”打是疼，骂是爱”，或者文说的性虐狂或受虐狂(俗称“贱 ”)，即来源于两个中枢的邻里关系。 “喜极而泣”， “乐极生悲”， “极”，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细胞放电过量，影 响到另一个中枢的神经产生反应。女性常会在性高潮之中或之后哭泣，雄猿猴在愤怒 的时候，阴茎会勃起，这是两个中枢共同反应，而不是哲学上说的“物极必反”。我 认识的一个小提琴高手，凡拉忧郁的曲子，裤档里就会硬起来，为此他很困扰，我劝 他不妨在节目单里印上痛苦中枢与快感中枢的脑神经生理结构常识。 我初次见马友友演奏大提琴时的面部表情，很被他毫无顾忌的类似性行为时的面 部表情分神。演奏家，尤其在演奏浪漫派音乐时，都控制不了他们自己的面部表情。 能直接作用于边缘系统也就是情感中枢的艺术是音乐。音乐由音程、旋律、和声 、调性、节奏直接造成“频律”(不是旋律)，假如这个频律引起痛苦中枢或快感中枢 的强烈共振(不是共鸣)而导致放电，人就被“感动”，悲伤，兴奋，沮丧，快活。同 时，脑中的很多记忆区被激活，于是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倾诉， “它使我想 起了什么什么……”每个人的经验记忆有不同，于是这个“频律”，也就是“作品” ，就被赋予多种意义了，名噪一时的“阅读理论”，过于将“文本” 自我独立，所 以对音乐文本的解释一直施展不利，因为音乐是造成频律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的反应， 理性“来不及”掺人。 有一种使母牛多产奶的方法是放音乐给它听，道理和人的生理反应机制差不多， 幸亏牛不会成为音响发烧友，否则养牛也真是会破产的。 景象和视觉艺术则是通过视神经刺激情感中枢，听觉和视觉联合起来同时刺激情 感中枢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呼天抢地。不过刺激久了也会麻木，仰拍青松，号角嘹亮 ，落日余辉，琴音抖颤，成了令人厌烦的文艺腔，只好点烟沏茶上厕所。 音乐可以不经由性器而产生中枢神经放电导致快感，因为不经由性器，所以道德 判断为“高尚”，所 以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听而无“耳淫”的压力，所以我们说我 们得到“净化”。孔子说听韶乐后不知肉味，你看，连“进食中枢”都被抑制了，非 常净化，不过孔子说的是实话。 说起来，艺术无非是千方百计产生一种频律，在展示过程中加强这个频律，听者 、读者用感官得到这个频律，而使自己的情感中枢放电。我们都知道军队通过桥梁时 不可以齐步走，因为所产生的谐振会逐渐增强，以至桥梁垮掉。巴赫的音乐就有军队 齐步走过桥梁的潜在危险。审美，美学，其实可以解释得很朴素或直接，再或者说， 解释得很煞风景。 常说的“人之异于禽兽几何”，笑话讲成“人是因为会解几何题，才与畜生不一 样”。不过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人与狒狒的DNA百分之九十五点四是相同的，与最 近的亲戚矮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的DNA百分之九十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人 之异于禽兽不过百分之一”，很具体，很险，很庆幸，是吧? 不过在脑的构成里，人是因为新哺乳类脑中的前额叶区而异于禽兽的。这个前额 叶区，主司压抑。前 额叶区如果被破坏，人会丧失自制力，变得无计划性，时不时 就将爬虫类脑的本能直接表达出来，令前额叶区没有被破坏的人很尴尬，前者则毫不 在意。 说到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爬虫类脑，相当于精神分析里所说的“原我”和“原 型”或“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新哺乳类脑里的前额叶区，相当于“超我”； “自我”在哪里?不知道。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署(不是精神文明署，因为缩写为NIMH )脑进化与行为研究室的主任麦克连说， “躺在精神科沙发上的，除了病人，还有一 匹马，一条鳄鱼”，这比弗洛伊德的说法具体明确有用得多了。 压抑是文明的产物。不过这么说也不全对，因为比如狼的压抑攻击的机制非常强 ，它们的遗传基因中如果没有压抑机制的组合，狼这个物种早就自己把自己消灭了。 这正说明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能够逐步在前额叶区这个“硬件”里创造“压抑软件 ”的指令，控制爬虫类脑，从蒙昧，野蛮以至现在，人类将这个“逐步”划分为不同 阶段的文明，文明当然还包括人类创造的其它。不同地区、民族的“压抑软件”的程 序及其它的不同，是为“文化”。 古希腊文化里，非理性的戴奥尼索斯也就是酒神精神，主司本能放纵，理性的阿 波罗也就是太阳神精神，主司抑制，两者形成平衡。中国的孔子说“吾未见有好德如 好色者”，一针见血，挑明了本能与压抑本能的关系。 不幸文化不能由生物遗传延续，只能通过学习。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学什么 ?学礼和技能，也就是当时的权力者维持当时的社会结构的“软件”，学好了，压抑 好了，就可以“联机”了， “则仕”。学不好，只有”当机”。一直到现在，全世 界教育的本质还是这样，毕业证书是给社会组织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脸上或深 或浅都是盖着“高等压抑合格”或“高等伪装成功”的印痕，换取高等的社会待遇。 前面说过的快感中枢与痛苦中枢的邻里关系，还会产生“享受痛苦”的现象。古 老文化地区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常常以悲剧结尾，以苦为美。我去台北随朋 友到KTV，里面的歌几乎首首悲音，闽南语我不懂，看屏幕上打出的字幕，总是离愁 别绪，爱而不得，爱之苦痛等等，但这确实是娱乐，消费不低的娱乐。 一般所谓的“深刻”、 “悲壮”、 “深沉”等等，从脑神经的结构来看，是由 痛苦中枢放电而影响到快感中枢，于是由苦感与快感共同完成满足感。如果痛苦不能 导致快感，就只有“悲惨”而无“悲壮”。这就像巧克力，又苦又甜，它产生的满足 感强过单纯的糖，可是我们并不认为巧克力比糖“深刻”。 所以若说“‘深刻’ ‘悲壮’里有快感”，我相信不少人一定会有被亵渎的感 觉。这说明文化软件里的不少指令是生理影响心理，心理影响文化，文化的软件形成 之后，通过学习再返回来影响心理，可是却很难再进一步明白这一切源于生理。文化 形成之后，是集体的形态，有种“公理”也就是不需证明的样子，于是文化也是暴力 ，它会镇压质疑者。 “沉雄”、 “冷峻”、 “壮阔”、 “亢激”、“颤栗”、 “苍凉”，你读懂 这些词并能陶醉其中时，若还能意识到情感上的优越，那你开始对快感有“深刻”的 感觉了，可是，虚伪也会由此产生，矫情的例子比比皆是，历历在目。 中国文化里的“享受痛苦”，一直有很高的地位，单纯的快乐总是被警惕的。 “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天将降大任于斯”，虽然苦痛但心感优越，警惕“玩物丧志 ”，责备“浑身投有二两重”。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清晰的压抑的文化软件程序，它 甚至可以达到非常精致的平衡，物我两忘，但它也可以将一个活泼的孩子搞得少年老 成。 不过前额叶区是我们居然得以有社会组织生活的脑基础。我们可要小心照顾它， 过与不足，都伤害到人类本身。人类如果有进步，前额叶区的“压抑软件”的转换要 很谨慎，这个谨慎，可以叫做“改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软件设计，它输入前额叶区的是“千条万绪就是一句 话：造反有理”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文质彬彬”。将新哺乳类脑的情感中枢功能划限于“阶级感情”，释放爬虫类 脑，“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要武嘛”。当时 的众多社论，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造反有理”，都是要启动释放爬虫类 脑功能的软件程序。 “三论造反有理”同时是一组由刺激痛苦中枢转而达到快感的范文，好莱坞的英 雄片模式也是这样，好人一定要先受冤枉，受暴力之难，刺激观众的痛苦中枢，然后 好人以暴力克服磨难，由快感中枢完成高潮，影片适时结束。 由于前额叶区的压抑作用，人类还产生了偷窥来疏解心理和生理上的压抑。爬虫 类和古哺乳类不偷窥，它们倒是直面“人”生的。艺术提供了公共偷窥，视觉艺术则 是最直接的偷窥，偷窥包装过的或不包装的暴力与性。 扯得真是远了，爱情还在等待，不过虽然慢了一点儿，但是前面的罗嗦会使我们 免去很多麻烦。 人类的“杜莱特氏症”历史悠久，生动的病历好看过小说。这种症状是因为病人 脑中的“基底核”不正常造成的。基底核负责制造“邻苯二酚乙胺”，即“多巴胺” ，多巴胺过多，人就会猛烈抽搐或者性猖狂。多巴胺过少，结果之一为“帕金森氏症 ”，治疗的方法是使用“左多巴”，注意量要精确，否则老绅士老淑女会变成色情狂 的。 你觉得可以猜到爱情是什么了吧?且慢，爱情不仅仅是多巴胺。 脑神经生理学家发现，人脑中的三种化学物质，多巴胺(dopamine)，去甲肾上腺 素(norepinephrine)和phenylethylamine(最后这种化学物我做不出准确译名，总之 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脑“浸”于这些化学物质时，人就会堕入情网，所谓“一见 钟情”，所谓“爱是盲目的”，所谓“烈火干柴”等等，总之是进入一种迷狂状态。 诗歌，故事，小说，戏剧，电影，对此无不讴歌之描写之得意忘形，所谓“永恒的题 材”。 今年《收获》第四期上有叶兆言的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读的时候常常 要猜男主人公丁问渔脑里的基底核的情况，有时想，觉得可以戏仿“字典小说”写成 一部“病历小说”，从症状上看，丁问渔的基底核有些问题，多巴胺浓度稍稍高了一 点，但他的前额叶区里的文化抑制软件里，有一些他所在地区的文化软件里没有的“ 骑士精神”，所以他还不至于成为真正的性猖狂。 “骑士精神”是欧洲文化里“享 受痛苦”、性自虐的表现之一，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的悲剧是欧洲文化中时间差 的悲剧，桑丘用西班牙的世俗智慧保护了主人，叶兆言笔下的丁问渔的悲剧则不但是 时间差而且是文化空间差的悲剧，南京车夫和尚显然不是桑丘，连自身都难保。丁问 渔的悲剧有中国百年来一些症结的意味，却难得丁问渔不投机。叶兆言要处理的真是 很复杂，可惜丁问渔死得简单了，从悲剧来讲，他死得有点不“必然”。不过我这么 讲实在是一种监工式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何况我还不配监工。 上面提到的脑中的三种化学物质，生物学上的意义是使性成熟的男性女性产生迷 狂，目的是交配并产生带有自己遗传基因的新载体，也就是子女后代。男女交合后， 双方的三种化学物质并不消失，而是持续两到三年，这时若女方怀孕，迷狂则会表现 出“亲子”， “无私的母爱”，俗说“护犊子”、 “孩子是自己的好”。我如果说 “母性”无所谓伟大不伟大，只是一种化学物质造成的迷狂，一定会得罪天下父母心 ，但脑生理学认为，这正是人为了维护带有自己基因的新生儿达到初步独立程度的不 顾一切，这个初步，包括识别食物，独立行走，基本语言表达，也就是脑的初步成熟 。爬虫类和古哺乳类的后代的脑是在卵和胎的时期就必须成熟。它们一降生，已经会 识别食物和行走。爬虫类只护卵，小爬虫一破壳，就各自为政；古哺乳类则短期护犊 ，之后将小兽驱离，就像我们从前在日本艺术科教片《狐狸的故事》里看到的。 人脑中的上述三种化学物质“消失”后，脑生理学家还没有找出我们不能保持它 们的原因，你们大概要关心迷狂之爱是不是也要消失了?当然，虽然很残酷，“老婆 (也可以换成老公)是别人的好”。生物遗传学家解释说，遗传基因的这种安排，是为 了将“迷狂”的一对分开，因为从偶然率上看，交配者的基因不一定是最佳的，只有 另外组合到一定的数量，才会产生最佳的基因组合，这也是所谓的“天地不仁”吧。 基因才是我们的根本命运。当人类社会出现需要继承的权力和财富时，人类开始 向基因的“尽可能多组合”的机制挑战，造成婚姻制度，逐渐进化到对偶血缘婚姻， 以便精确确认有财富和权力继承权的基因组合成品，并以法律保护之。这就是先秦儒 家的 “道”的来源，去符合它，就是“德”，否则就是“非德”，我们现在则表达 为”道德”或“不道德”。古代帝王则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干脆造成太监，以确保 皇宫内只有一种男性基因在游荡。 我们的历代文化没有指责“食”的，至多是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 是不公平，而不是“食”本身有何不妥。不过酒有例外，因为酒类似药，可以麻痹主 司压抑的前额叶区。酒是殷的亡国原因之一，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河南商丘地区，当 年满朝醉鬼，《礼记》上形容殷是“荡而不静，胜而无耻”，情况严重到周灭殷之后 明令禁酒。 麻烦的是一直是“色”，因为色本来是求生殖的事，但基因所安排的生理化学周 期并没有料到人类会有一个因财产而来的理性的婚姻制度，它只考虑“非理性”的基 因组合的优化。人类发明的对偶婚姻制度，还不到两万年吧，且不说废止了还不到一 百年的中国的妻妾制，这个制度还不可能影响人类基因的构成，既然改变不了，人类 就只有往前额叶区输入不断严密化的文化软件来压抑基因的安排，于是矛盾大矣，悲 剧喜剧悲喜剧多矣。 说实在的，你我不觉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终有觉悟到 人非世界的中心，也就是提出环保的一天，而“与人斗，其乐无穷” “八亿人，不 斗行吗”同样荒诞，但是与基因斗，是不是有点悲壮呢? 有分教，海誓山盟，刀光剑影，红杏出墙，猫儿偷腥，醋海波涛，白头偕老，杜 十娘怒沉百宝箱，包龙图义铡陈世美，罗密欧与朱丽叶，唐璜与唐吉诃德，乔太守乱 点鸳鸯谱，汪大尹火烧红莲寺，卡门善别恋，简爱变复杂，地狱魔鬼贞操带，贞节牌 坊守宫砂，十八年寒窑苦守，第三者第六感觉，俱往矣俱往矣又继往开来。 清朝的采蘅子在《虫鸣漫录》里记了一件事，说河南有个大户人家的仆人辞职不 干了，别人问起原因，他说是主人家有件差事做不来。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老妇领 他进内室，床上帐子遮蔽，有女人的下体伸出帐外，老妇要他与之交合，事后给不少 钱。他因为始终看不到女人的颜面，终于支持不了，才辞职不做了。 事情似乎不堪，却有一个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生 食”与“熟食”的问题。这个 仆人是“熟食”的，不是“关了灯都一样”，他不打“生食”的工，钱多也不打。 人被迫创造了文化，结果人又被文化异化，说得难听点，人若不被文化异化，就
不是人了。爱情也是如此。古往今来的爱情叙说中， “美丽”、 “漂亮”几乎是必 提的迷狂主旋律，似乎属于本能的判断，其实， “美丽”等等是半本能半文化的判 断。美丽漂亮之类，常常由文化价值判断的变化而变化。 “焦大绝不会爱林妹妹” ，话说得太绝对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后，文化 大革命之中，焦大爱林妹妹或者林妹 妹爱焦大，见得还少吗? 文化是积累的，所以是复杂的，爱情被文化异化，也因此是复杂的。相较之下， 初恋，因为前额叶区里压抑软件还不够，于是阳光灿烂；暗恋，是将本能欲望藏在压 抑软件背后，也还可以保持“纯度”。追星族是初恋暗恋混在一起，迷狂得不得了， 青春就是这样，像小兽一样疯疯癫癫的，祝他们和她们青春快乐。 这两年风靡过的美国小说《廊桥遗梦》，是一本严格按照脑生理常识和文化抑制 机制制作的小说。首先是迷狂，女主角的血统定为拉丁，这个血统几乎是西方文化中 迷狂的符号(电影改编中女主角用斯持里普，效果弱了)；迷狂的环境选在美国中部( 直到现在美国中部还是以保守著称，总统选举的初选一直就在小说里的爱荷华州，看 看美国最基础的价值观大概会支持哪位竞选者)，这里有占主流的婚姻家庭传统价值 观。小说的构造是压抑机制成功，造成巨大的痛苦。你还记得前面介绍过的脑袋里的 那个邻里关系吗?于是结尾造成享受痛苦，不要轻视商业小说，它们努力要完成的正 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俄文以前错将“性格”译成“人物”，中文也就跟着 错了)，再运用科普常识和想象力，成品绝不伪劣假冒，当然会将我国的中年知识分 子收拾得服服帖帖。 说起文化的复杂，王安忆最近的小说《长恨歌》里透露出上梅的文化软件中有一 个指令是“笑贫不笑娼”。姿色是一种资本，投资得好，利润很大的，而贫，毫无疑 义是没有资本。其实古来即如此，不过上海开埠早，一般的中国人又多是移民，前额 叶区里的旧压抑软件的不少指令容易改变，于是近代商业资本意识更纯粹一些，于是 上海也是中国冒险家的乐园。何需下海?当年多少文化人就是拥到海里以文化做投资 ，张爱玲一句“出名要早”点出投资效益。王琦瑶初恋之后，晓得权力是男人的这个 文化指令，于是性投资于李主任，不久即红颜薄命，之后的四十多年，难能保住了李 主任留下的金子，可红颜到老还是薄命。 人脑中的边缘系统提示我们，如果爱情消失了，我们还会有亲情和友情，只要有 足够的智慧，不愁“白头偕老”。 生物学家的非洲动物观察报告说，群居的黑猩猩中，有时候会有一只雄黑猩猩叱 退群雄，带着一只自己迷恋上的雌黑猩猩，隐没到丛林深处讨生活。 一九九六年十月 上海青浦 艺术与催眠 不知道动物是不是, 反正人类是很容易被催眠的。我猜动物不被催眠，它们必须清 醒准确，否则生存就有问题了。腿上睡了一只猫，你抚摸它，它"幸福"地闭上眼，一会 儿就打起呼噜来，好像被主人催眠了，可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立刻就反应，从你 的腿上一跃而下，显出猫科的英雄本色，假虎假豹一番，而主人这时却在心里埋怨自己 的宠物"真是养不熟的"。狗也是这样，不过狗的名声比猫好，就是它"忠","养得熟"， 养得再熟，如果它对风吹草动毫无反应，人也会怨它。我写过一篇小说，说有一天人成 了动物的宠物，结果比人是主人有意思得多。 前两三年，台湾兴过一阵"前世"热。起因是一个美国人，魏斯，耶鲁大学的医学博 士，迈阿密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他写了一本书，声称通过他的催眠，被催眠者 可以真的看到他或她的前世是什么人。台湾一个出版社将魏斯的书翻译成中文的《前世 今生》，造成轰动，两年就卖了超过四十万本，而《前世今生》的原文版在美国六年才 卖到四十万本。 我在台北打开电视的时候，正好让我看到台北的"前世今生催眠秀"。"秀"是show， 节目的意思。被催眠的人中，不少是各类明星。现场很热烈。 严格说来，这是那种既不容易证为真，也不容易证为伪的问题。世界范围里历来有 过不少轰动一时的"前世"案例，比如一九五六年风靡美国的畅销书《寻觅布莱德伊&# 8226;莫非》（The Search for Bridey Merphy）至今还可以在旧书店碰到这本书，说 是催眠师伯恩施坦因将露丝•席梦思深度催眠，结果这位家庭妇女用爱尔兰口音 的英语讲出她的前世：一七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于爱尔兰的寇克镇，名字叫布莱德伊 •莫非。席梦思讲的前世都很有细节，而且前世的死期也很具体，享年六十六岁 。 当时连载此书部分内容的《丹佛邮报》在轰动的情况下，派记者巴克尔去爱尔兰寻 证"布莱德伊•莫非"，结果是有符合的有不符合的，比如席梦思提到的两个杂货 商的名字和一种两便士的硬币就是符合的，而她提到她前世的丈夫执教的皇后大学，当 时是学院。事情愈发轰动，质疑者也不少，《丹佛邮报》的对手《芝加哥美国人报》就 是怀疑者，于是也发起调查。不过《芝加哥美国人报》采取的是去找"露丝•席梦 思"，调查的结果是露丝就住在芝加哥，有个从爱尔兰移民来的婶子，爱叨唠爱尔兰的 种种事情；露丝家的对面也住着一个爱尔兰女人，婚前正是姓莫非，结论不免是露丝在 深度催眠下讲出的前世，是她日常所听的再综合。《寻觅布莱德伊•莫非》立刻 自畅销榜上掉落。 十几年后，六十年代末英国又出轰动的"前世" 案例，说是南威尔士有个催眠师布 洛克山姆（A 。B－lox ham）给一个叫简•依万丝的家庭主妇进行深度催眠并录 了音，结果简回忆出自己的七个前世，从古罗马时代的家庭主妇一直到现在的美国爱荷 华的修女，非常惊人，于是英国BBC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埃佛森（J．Iverson）制作 了布洛克山姆的催眠录音带节目。埃佛森在节目中记录了他对简所说过的一切的调查。 简所说的七个前世的时代的历史学者都认为简的叙述具有可观的知识，可是简说自己的 历史知识程度只到小学。简曾叙说她的前世之一、一一九零年是一个曾在约克某教堂的 地窖里躲避杀害的犹太妇女，根据描述，埃佛森认为那个教堂应该是圣玛丽亚教堂，可 是约克一带的中世纪教堂都没有地窖，除了约克大教堂，但简否认是约克大教堂。 一九七五年春天，圣玛丽亚教堂整修为博物馆时，在圣坛下发现了一个房间，曾经 是个地窖！精彩吧？ 不过，威尔森（l．Wilson）在《脱离时间的心智》（Mind Out of Time）这本书 里对上述提出质疑。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位C小姐被催眠后，回忆自己前世曾是理 查二世时代女伯爵毛德（Maud）的好朋友，查证之下， C小姐对当时的细节描述相当准 确，不过C小姐声明她从来没读过相关的书，可惜C小姐后来泄露了一个名字"E• Holt"，追查之下，原来有个爱米丽•霍特（Emily Holt）写过一本《毛德女伯爵 》，C小姐的描述与书的内容一模一样。 我认为C小姐不是要说谎，她只是将遗忘了的阅读在催眠状态下又回忆出来了。所 以当我听到" 台北催眠秀"里的明星们在催眠中叙说的"前世" 差不多都是某外国公主、 贵妇，我猜她们日常最动心的读物大概是"白马王子"，也是西方古代"纯情片"的票房支 持者。 被催眠后，人的回忆力增强。美国有个马尔库斯（F•L•Marcuse）博 士写过一本《催眠：事实与虚构》（Hypnosis： Facts＆Fictions），书里提到一个例 子，说有个囚犯因为遗产的事需要找到他的母亲，但是他从小就离开家乡了，结果怎么 也想不起来家乡在哪里，而且连在哪个州都忘了。监狱里的医生于是将他催眠，让他回 到小时侯的状态，但还是想不起来，不过这个囚犯却想起来小时候搭过火车，医生就叫 他回想站上播音器报站的声音，于是在催眠的诱导下，小站站名的发音浮现脑海，可惜 叫这个名字的站全美有六个。不料囚犯又想起来家乡小镇上一个家族的姓，结果站名和 姓，让他最终找到了母亲。 催眠能帮助成年人回忆出他们幼儿园时期的老师和小朋友的名字，当然，你也猜到 了，催眠也可以诱导受害者或目击者回忆出不少现场细节，帮助警方破案。 一九九四年初美国加州有个案子，是一个叫荷莉的女子因为厌食症求医，医生伊莎 贝拉告诉荷莉，百分之八十的厌食症是因为患者小时候受过性侵犯。结果荷莉后来想起 自己五到八岁时被父亲葛利骚扰、强暴过十多次。伊莎贝拉在罗斯医生的协助下，用催 眠药催眠荷莉，荷莉于是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被父亲强暴的更多细节。 催眠后的第二天，荷莉开始当面指控父亲，隔天，荷莉的母亲要求离婚。事情闹开 了，葛利工作的酒厂解雇了葛利。 觉得莫明其妙的葛利，一状告到法院，控告伊莎贝拉和罗斯催眠他的女儿，将乱伦 的想法输入她脑中，法院举行了听证会，哈佛大学的厌食症专家说儿童期遭到的性骚拢 与厌食症的发展没有关系，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心理系教授则认为催眠不具确定真相的 功能，但是病人会变得敏感。结果是法庭判两位医生"无恶意，但确有疏忽"，赔偿葛利 先生五十万美元。 因为美国这类官司每年大概有三百件，所以有一群蒙受过不白之冤的人成立了一个 基金会，专门协助控告"胡乱植入记忆"的医生。 因此催眠虽然会增强人的记忆力，但是人也会在被暗示的催眠状态下产生虚构和扭 曲，出现极为尴尬的结果。法国是搞催眠研究比较早的国家，因此法国法院不许催眠资 料作为证据，美国大多数法院也规定如此。 前面提到的马尔库斯的那本书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讲有个男子常常会冒出 一段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听来像一种古代语言，譬如我们突然听到"制书律不分首从 拟监斩候"的感觉。细查之下，有本书里真有那样一段话，这个男子在图书馆里偶然看 到过一眼。 有一种催眠学英语的方法，据说效率非常之高。我没有去试过，我怕被误植了一些 莫明其妙的东西在脑里，改就难了。有一个美国人当面向我指出过《洛杉矾时报》的一 些拼写错误。我只不过是个写书的，又不必"打入主流社会"（天，"融入"已经能叫人假 笑得脸都麻了，"打入"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日常在舌头上滚来滚去的就是那么多词 儿，应付个警察，打个问讯足够了，碰到不懂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谁还能宰 了你？ 扯远了，回来说催眠。俄国的催眠学家瑞伊阔夫（V•Raikov）在六十年代（ 那时还是苏联）以一百六十六个容易进入深度催眠的小有艺术基础的人为实验对象，分 别暗示他们是某某艺术大师。结果这些人在有了新的"身份"之后，不再对自己原本的名 字有反应，甚至对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了。瑞伊阔夫让他们在催眠状态下画画儿，拉 琴，下棋，结果下棋者的棋术令前世界国际象棋王塔尔（M•Tal）印象深刻，画 画儿者的画很有拉斐尔的样子，拉提琴者的演奏像极了克莱斯勒。瑞伊阔夫据此在莫斯 科举办过"催眠画展"。 而且，现代"心理神经免疫学"开始注意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怎样影响其神经系统和 免疫系统。其实古希腊就有祭司暗示病人"会在梦中见到神，神会有指示"的疗病法，中 国的《黄帝内经》则实在得多，不涉及神。 米瑞思（A•Meares）提到过一个催眠案例，说有个人患有严重的皮炎，长时 间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一天到晚看着自己的皮炎，非常沮丧。后来米瑞思为他施行催眠 疗法，暗示他你的那些东西开始消失了，消失得越来越多，当你看到它们消失的时候， 你的胳膊就垂下来了。经过两次催眠疗法，这个人的皮炎开始有改善，病好了。 鲁迅嘲笑过中医药方里的药引子，讽刺说蟋蟀也要原配的。中国草医也有不少偏方 ，比如我父亲得了肝炎，有个偏方说要找一片南瓜叶，上面要有七颗家雀儿，也就是麻 雀的屎，吃了就好了。天，到哪里能找到？夏天收留个小雄蛐蛐儿，再留个" 童养媳" ，秋天一定是原配，可是一张叶子上正好落了七颗麻雀屎，这麻雀岂不都成了NBA里的 乔丹？另有一个治肝炎的药引子是生吞一只活的癞蛤蟆，我父亲想了很久，说他吞不下 去。不过，如果你去找那样一张南瓜叶，因其难找，找的心情必是"诚"的，催眠的结果 必能调动你的生理机能；如果你真的吞下一只活蛤蟆，自我催眠的效果也真就到了极限 ，"包治百病"，何只区区一个肝的发炎。 我当年做知青的时候，乡下缺医少药。有个上海来的知青天天牙痛，听说山上有个 寨子里有个巫医会治牙痛，择日我们一伙人就上去了，走了几个钟头，大汗淋漓，到了 。巫医倒也有个巫医的样子，说取牛屎来，糊上，在太阳底下晒，把牙里的虫拔出来就 好了。景象当然不堪，可天天牙痛更不堪，于是脸上糊了牛屎，在太阳底下暴晒。牛屎 其实不脏的，因为牛的消化吸收能力太强了，又是反刍细嚼慢咽，否则怎么会吃进去的 是草，挤出的是奶？又怎么会出大力替人受罪犁田拉车？牛屎在蒙古是宝，烧饭要靠它 ，火力旺、烧完了只有一点灰，烧得很充分，又很干净。 好，终于是时辰到了，巫医将干了的牛屎揭下来，上海来的少年人一脸的汗，但牙 不痛了。巫医指着牛屎说，你看，虫出来了。我们探过头去看，果然有小虫子。屎里怎 么会没有虫？没有还能叫屎吗？ 不要揭穿这一切。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虫牙不是真有虫，天天牙痛是因为龋齿或 牙周炎。好，你说得对，科学，可你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穷山沟儿里减轻他的 痛苦吗？没有，就别去摧毁催眠。只要山沟儿里一天没有医，没有药，催眠就是最有效 的，巫医就万岁万万岁。回到城里，有医有药了，也轮不到你讲科学，牙医讲得比你更 具权威性。 神、鬼、怪，不可证明它们是否实在。中世纪的神学要证明上帝的实在，是帮倒忙 ，毁上帝，不过倒由这个实证引发了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宗教是人类的精神活动，非 关实证。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周末会去做礼拜，不少神职人员也在科技刊物上发表科学论 文，宗教的归宗教，科学的归科学。科学造成的"信"与宗教的"信"，不是同一个"信"。 权威带有催眠的功能。老中医搭过脉后，心中有数，常常给那些没有什么病的人开 些例如甘草之类无关痛痒的药，认真嘱咐回去如何煎，先煎什么后煎什么，分几次煎， 何时服用，"吃了就好了"。吃了真就好了。西医也会同理认真开些"安慰剂 "，也是吃 了真就好了。如果我来照行其事，吃了白吃，因为我不具医生资格，天可怜见，我连赤 脚医生都没做过。小学生信老师而不信家长，常常是家长比老师马脚露得多，权威先塌 掉了。 发明"图像凝视法"的西蒙顿治疗癌症病人时，除了正规下药理疗，同时要病人想象 有数百万道光芒正在杀向癌细胞。报告上说，正规疗法配合此法，癌症病人存活月数增 加一倍，少数病人的肿瘤有缓解。我们不是也经过什么"鸡血疗法"、"甩手疗法"、"喝 水疗法"吗？我母亲有一次开刀，正赶上"针刺麻醉"盛行，被说服了，上了手术台，一 刀下去，"麻什么麻，疼啊！可是有外宾参观，咱们一个党员，怎么好说实话呢？"关云 长刮骨疗毒还要拉个人下棋转移痛点注意力呢。 催眠可以用来减少主观的痛感。牙科和生孩子都有心理预期的"痛"，医生采取催眠 抑制主观的"痛"以后，真正的痛觉也会迟钝。我记得汤沐黎画过一幅歌颂针刺麻醉的油 画，里面好像有个正在念毛主席语录的护士，这应该是中国绘画史上对具体催眠手段的 正式纪录，挺有历史意义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成功的催眠秀，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时的照片，纪录片， 宣言，大字报，检讨书等等，从表情到语言表达，都有催眠与自我催眠的典型特征。八 次检阅红卫兵，催眠场面之大，催眠效果之佳之不可思议，可以成为世界催眠史上集体 催眠的典范之一。 后来做知青的时候，遇到出大力的苦活儿累活儿，所谓"大会战"，照例是要集体念 语录催眠的，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说实在的， 苦和死，怕与不怕都一样，活儿终是要干的，逃不掉。我认为人类进步的一大动力就是 怕苦，于是想方设法搞一点减轻劳苦的花招儿，轮的发明，杠杆的利用，看来看去无一 不是怕苦的成果。我用电脑写东西，第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免去抄稿之苦。 凡流行的事物，都有催眠的成份在。女人们常常不能认识自己的条件而乱穿戴，是 时装宣传的成功同时也是自我催眠的成功。 催眠是人类的一大能力，它是由暗示造成的精神活动，由此而产生的能量惊人。艺 术呢，本质上与催眠有相通的地方。 我在几年前出过一本书《闲话闲说》，不妨抄一下自己： 依我之见，艺术起源于母系时 代的巫，原理在那时候大致确立。 文字发明于父系时代，用来记录母 系创作的遗传，或者用来篡改这种 遗传。 为什么巫使艺术发生呢？因为 巫是专职沟通人神的，其心要诚。 表达这个诚的状态，要有手段，于 是艺术来了，诵，歌，舞，韵的组 合排列，色彩，图形。 巫是专门干这个的，可比我们 现在的专业艺术家。什么事情一到 专业地步，花样就来了。 巫要富灵感。例如大瘟疫，久 旱不雨，敌人来犯，巫又是一族的 领袖、千百只眼睛等着他，心灵脑 力的激荡不安，久思不获，突然得 之，现在的诗人当有同感，所谓创 作的焦虑或真诚。若遇节令，大丰 收，产子等等，也都要真诚地祷谢。 这么多的项目需求，真是要专业才 应付得过来。 所以艺术在巫的时代，初始应 该是一种工具，但成为工具之后， 巫靠它来将自己催眠进入状态，继 续产生艺术，再将其他人催眠，大 家共同进入一种催眠的状态。这种 状态，应该是远古的真诚。 宗教亦是如此。那时的艺术， 是整体的，是当时最高的人文状态。 艺术最初靠什么？靠想象。巫 的时代靠巫想象，其他的人相信他 的想象。现在无非是每个艺术家都 是巫，希望别的人，包括别的巫也 认可自己的想象罢了。 艺术起源于体力劳动的说法， 不无道理，但专业与非专业是有很 大的区别的，与各人的先天素质也 是有区别的。灵感契机人人都会有 一些，但将它们完成为艺术形态并 且传下去，不断完善修改，应该是 巫这种专业人士来做的。 ...... 应该说，直到今天艺术还是处 在巫的形态里。 你们不妨去观察你们搞艺术的 朋友，再听听他们或真或假的"创 作谈"，都是巫风的遗绪。当然也 有拿酒遮脸借酒撒风的世故，因为 "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借口。 ...... 当初巫对艺术的理性要求应该 是实用，创作时则是非理性。 话是引得有些颠三倒四，事情也未必真就是这样，但意思还算明白。 艺术首先是自我催眠，由此而产生的作品再催眠阅读者。你不妨重新拿起手边的一 本小说来，开始阅读，并监视自己的阅读。如果你很难监视自己的阅读，你大概就觉到 什么是催眠了。 如果你看到哪个评论者说"我被感动得哭了"，那你就要警惕这之后的评论文字是不 是还在说梦里的话。 有些文字你觉得很难读下去，这表明作者制造的暗示系统不适合你已有的暗示系统 。 先锋或称前卫艺术，就是要打破已有的阅读催眠系统。此前大家所熟悉的"间离"， 比如一出戏，大家正看得很感动，结果跑出来个煞风景的角色，说三道四，让观众从催 眠状态中醒过来。台湾的" 表演工作坊"有出舞台剧叫《暗恋桃花源》，用戏中的两个 戏不断互相间离，让观众出戏入戏得很过瘾。可惜《暗恋桃花源》后来拍成电影时，忘 了电影也是一个催眠系统，结果一出间离的好戏被电影像棉被包起来打不破，糟蹋了。 先锋艺术虽然打破了之前的催眠系统，必然又形成新的催眠系统，比如大家熟悉的"意 识流"，于是就有新先锋来打破旧先锋形成的催眠系统，可是好像还没有谁来间离"意识 流"。 不过，以"新"汰"旧"很难形成积累。一味淘汰的结果会是仅剩下一个"新"，太无趣 。积累是并存，各取催眠系统，好像逛街，这就有趣了。 音乐是很强的催眠，而只是最古老的催眠手段。孔子将"礼"和"乐"并重，我们到现 在还能在许多仪式活动中体会得到。孔子又说过听了"韶乐" 之后，竟"三月不知肉味" ，这是典型的催眠现象，关闭了一些意识频道。 法国的普鲁斯特写过一部《追忆似水年华》，用味道引起回忆往事的过程，正是以 "暗示"进入自我催眠的绝妙叙述。 电影是最具催眠威力的艺术，它组合了人类辛辛苦苦积累的一切艺术手段，把它们 展现在一间黑屋子里，电影院生来就是在模仿催眠师的治疗室。灯一亮，电影散场了， 注意你周围人的脸，常常带着典型的被催眠后的麻与乏。也有兴奋的，马上就有人在街 上唱出电影主题歌，模仿出大段的对白，催眠造成的记忆真是惊人。当然，也有人回去 裹在被子里暗恋不已。 电视好一些，摆在明处，周围的环境足以扰乱你进入深度催眠。但是人的自我催眠 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哪儿都不看，专往荧屏上看，小孩子还要站得很近地看，遭父母呵 斥。 自我催眠还会使人产生多重人格。作家在创作多角色的小说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评论家则喜好判断那些角色的人格是否完整，或者到底哪个角色的人格是作者的人格 ，或者作者的人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敏感的读者常常也做这类的判断。我猜现在常搞的 作家当场签名售书的时候，赶去的读者一定带有一部分鉴别"假冒伪劣 "的心情。我前 些年也让书商弄过两三次这类活动，结果是读者很失望，看来我实属"假冒伪劣"。 有个要领奖的朋友问我"领奖时如何避免虚伪与虚荣"？这个难题可比昆德拉的"媚 俗"，你怎么做都是"媚俗"，连不做都是"媚俗"。我说，观察，观察观众，观察颁奖人 ，观察司仪，观察环境，也观察你自己。这实际是一个造成两重人格的方法，将冷静的 一重留给"自己"，假如颁奖现场发生火灾，你会是最先发现的。 成熟的演员是最熟练的多重人格创造者，当然有些人也会走火入魔到扮演的那一重 人格里，失去监视的人格，搞得回不过神儿来，不思饮食，所谓陷入深度自我催眠。催 眠案例中，有的被催眠者并非是失去全部的"自我意识"，他们常常有一个意识频道是清 醒的，看着自己干着急。老托尔斯泰曾经说他原本并没有安排安娜自杀，可是安娜"自 己" 最后自杀了，他拿她没有办法。 ?鼽?}寘 我实在想说，审美也许简单到只是一种催眠暗示系统。 美国的精神卫生署在八十年代研究过"多重人格"者，发现他们的脑波随人格的转换 而不一样。巫婆神汉常常做"灵魂附体"的事，说起来是在做多重人格的转换，你在证明 那是真的时候，先要检查一下你自己是否被催眠和自我催眠。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 里写小芹的娘是个巫婆，降神的同时还在担心锅里的"米烂了 "，七十年代我在鄂西的 乡下见到的一个神汉就敬业多了，灵魂屡不附体之后，他悄悄嚼了一些麻叶。他大概是 累了，那时候天天学大寨，没有农闲，降灵又是非法的。 从艺术是一种催眠来说，假如我是个写作者，我觉得主要的不是你写的是不是真实 ，而是你要写什么，或者你要怎么写；假如我是个画画儿的，主要的不是你画的是不是 真实，而是你要画什么，或者你要怎么画；假如我是个弄音乐的，主要的不是你造成的 音响像什么，而是你要产生怎样的声音，或者你要怎样组合声音……我可以一直假如下 去，一直到你们烦我。 趁你们烦我之前，收笔。不过，你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逻辑怪圈儿：我写的这些文字 是不是也是催眠呢？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上海青浦 魂与魄与鬼及孔子 读中国小说，很久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了，就是鬼。这大概是要求文学取现 实主义的结果吧。 可鬼也是现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心里有鬼。这是心理现实，加上主义，当然可以 ，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少人可能记得六十年代初有过一个“不怕鬼”的运动，可能不是运动，但我当时 年纪小，觉得是大人又在搞运动，而且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我看 过，看过之后很失望，无趣，还是去听鬼故事，怕鬼其实是很有趣的。后来长大了，不 是不怕鬼，而是不信鬼了，我这个人就变得有些无趣了。 怕鬼的人内心总有稚嫩之处，其实这正是有救赎可能之处。中国的鬼故事，教化的 功能很强并且确实能够教化，道理也在这里。不过教化是双刃剑，既可以安天下，醇风 俗，又可以“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无产阶级 文化 大 革命能够发动，有一个原因 是不少人真地听信“资产阶级上台，千百万颗人头落地”，怕千百万当中有一颗是自己 的。结果呢，结果是不落地的头现在有十二亿颗了。 中国文学中，魏晋开始的志怪小说，到唐的传奇，都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鬼故事而天真，很不容易，后来的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鬼怪，却少 了天真。 我曾因此在《闲话闲说》里感叹到莫言：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 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 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浯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 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 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 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涉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 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 净，重为天真。 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鬼怪故事集应该是《聊斋志异》，不过也因此让不少人只读《 聊斋志异》，甚至只读《聊斋志异》精选，其它的就不读或很少读了，比如同是清代的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标明全是听来的，传说蒲松 龄自备茶水，请人讲，他记录下来，整理之后，加“异史氏曰”。我们常常不记得“异 史氏”曰了些什么，但是记住了故事。这也不妨是个小警示，小说中的议论，读者一般 都会略过。读者如逛街的人，他们看的是货色，吆喝不大听的。 《阅微草堂笔记》则是记录所见所闻，你若问这是真的吗?纪晓岚会说，我也嘀咕 呢，可我就是听人这么说的，见到的就是这样。所以纪晓岚常常标明讲述者，目击的地 点与时间。鲁迅先生常常看《阅微草堂笔记》，我小时候不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渐 渐懂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汪曾棋先生的 小说、散文、杂文都有这个特征，所以汪先生的文字几乎是当代中国文字中仅有的没有 文艺腔的文字。 明清笔记中多是这样。这就是一笔财富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笔财富。 《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乾隆年间，户部员外郎长泰公家里有 个仆人，仆人有个老婆二十多岁，有一天突然中风，晚上就死了。第二天要入殓的时候 ，尸体突然活动，而且坐了起来，问这什么地方”? 死而复活，大家当然高兴，但是看活过来的她的言行做态，却像个男人，看到自己 的丈夫也不认识，而且不会自己梳头。据她自己说，她本是个男子，前几天死后，魂去 了阴间，阎王却说他阳寿未尽，但须转为女身，于是借了个女尸还魂。 大家不免问他以前的姓名籍贯，她却不肯泄露，说事已至此，何必再辱及前世。 最初的时候，她不肯和丈夫同床，后来实在没有理由，勉强行房，每每垂泪至天明 。有人听到过她说自己读书二十年，做官三十年，现在竟要受奴仆的羞辱。她的丈夫也 听她讲梦话说积累了那么多财富，都给儿女们享受了，钱多又有什么用? 长泰公讨厌怪力乱神，所以严禁家人将此事外传。过了三年多，仆人的死而复活的 老婆郁郁成疾，终于死了，但大家一直不知道她是谁来附身。 用白话文复述这个故事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与“他”的分别，不过我们可以用“ 他”来指说魂，用“她”来指说魄。魂是精气神，魄是软皮囊，所以“魂飞魄散”，一 个可以飞，一个有得散。 清朝的刘炽昌在《客窗闲话》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翩翩少年公子，随上任做 县官的父亲去四川。不料过险路时马惊了，少年人坠落崖底，魂却一路飘到山东历城县 的一个村子，落到这个村子一个刚死的男人的尸体里，大叫一声：“摔死我啦！” 他醒来后看到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一个老太婆摸着他说： “我儿，你说什么摔 死我了？”公子说：“你是什么人敢叫我是你儿子？”周围的人说： “这是你娘你都 不认得了?”并且指着个丑女人说“这是你老婆”又指着个小孩说“这是你儿子”。 公子说： “别瞎说了!我随我父亲去四川上任，在蜀道上落马掉到崖底。我还没有 娶妻，哪里来的老婆?更别说儿子了!而且我母亲是皇上敕封的孺人，怎么会是这个老太 婆?” 周围的人说：“你别说昏话了，拿镜子自己照照吧！”公子一照，看到自己居然是 个四十多岁的麻子，就摔了镜子哭起来： “我不要活了！”大家听了是好气又好笑。 公子饿了，丑老婆拿糠饼来给他吃，公子觉得难以下咽，于是掉眼泪。丑老婆说： “我和婆婆吃树皮吃野菜，舍了脸皮才向人讨了块糠饼子给你吃，你还要怎么着呢?” 公子将她骂出门外，看屋内又破又脏，想到自己一向华屋美食，恨不得死了才好。晚上 老婆领着小孩进来睡觉，公子又把他们骂出去。婆婆只好叫母子两个同她睡。 第二天，一个老头来劝公子，说：“我和你是老哥们儿了，你现在变成这样，我看 乡里不能容你这种不孝不义之人，你可怎么办呢?”公子哭着说：“你听我的声音，是 你朋友的声音吗?”老头说： “声音是不一样了，可人还是一样啊。我知道你是借尸还 魂，可你现在既然是这个人，就要做这个人该做的事，就好像做官，从高官降为低官， 难道你还要做高官的事吗?” 公子明白是这么回事，就请教以后该如何办。老头说： “将他的母亲作你的母亲 待，将他的儿子当你的儿子养，自食其力，了此身躯。”公子说自己过去只会读书，怎 么养家糊口?老头就想出一个办法，说麻子原来不识字，死而复生居然会吟诗做文，宣 扬出去，来看的人会很多，办法就有了。 公子按着去做，果然来看怪事的人很多。公子趁机引经据典，很有学问的样子，结 果就有人到他这里来读书。公子能开馆教书，收入不错，足以养家，只是他借住在庙里 ，不再回家，家里人既得温饱，也就随他。 后来公子考了秀才，正好有个人要到四川去，他就写一封信托人带去给父亲。公子 的父亲见了信，觉得奇怪，但还是寄了旅费让公子来见一见。 公子到了四川家里，父母见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不愿意认他，两个哥哥也说他是冒 牌的。公子细述以前家里的一应细节，父亲倒动了心，可是母亲和两个哥哥执意要赶他 走。父亲想，这样的话即使留下来，家里也是摆不平，只好偷偷给了他两千两银子，要 他回山东去。 从世俗现实来说，看来我们中国人看肉身重，待灵魂轻。再进一步则是“只重衣冠 不重人”，连肉身都不重要了，灵魂更无价值。上面两个灵魂附错体的故事，让我们的 司空见惯尖锐了一下。说起来，公子还是幸运的，到底附了个男身，不但可以骂老婆， 还考了个秀才有了功名，而那个不肯说出前身的男魂，因为附了女身，糟糕透顶，可见 不管有没有灵魂，只要是女身，在一个男性社会里就严重到“辱及前世”，还要“每每 垂泪到天明”。纪晓岚的这则笔记，女性或女权主义者可以拿去用，不过不妨看了下面 一则笔记再说。 清代大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里录了个故事，说中牟县有兄弟俩同时病死， 后来弟弟又活了，却是哥哥的魂附体。弟弟的老婆高兴得不得了，要带丈夫回房间。丈 夫认为不可以，要去哥哥的房间，嫂子却挡住房门不让他进。附了哥哥的魂的弟弟只好 搬到另外的地方住，先调养好病体再说。 十多天后，弟弟觉得病好了，就兴冲冲地回家去。不料老婆和嫂子都避开了，这个 附了哥哥魂的人只好出家做了和尚。 上举三则笔记都太沉重了些，这里有个笑里藏“道”的。也是清朝人的梁恭辰在《 池上草堂笔记》里有一则笔记，说李二的老婆死了，托梦给李二，讲自己转世投了牛胎 ，托生为母牛，如果李二还顾念夫妻情分，就把她买回家。李二于是按指点去买了这头 母牛回来，养在家中后院。但是这头母牛却常常跑回去，在大庭广众之中与邻居的公牛 交配，李二也只好 眼睁睁地瞧着。 民间如此，官方怎么样呢?史中记载，大定十三年，尚书省奏，宛平县人张孝善有 个儿子叫张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里的一天得病死亡，不料晚上又活过来。活了的张合 得说自己是良乡人王建的儿子王喜儿。勘查后，良乡确有个王建，儿子王喜儿三年前就 死了。官府于是让王建与张合得对质，发现张合得对王家的事知道得颇详细，看来是王 喜儿借尸还魂，于是准备判张合得为王建的儿子。但事情超乎常理，于是层层上报到金 世宗，由最高统治者定夺。 金世宗完颜雍的决定是：张合得判给王建，那么以后就会有人借这个判例作伪，用 借尸还魂来搅乱人伦．因此将张合得判给张孝善才妥善。 这让我不禁想起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我小时候凭这一句话认为孔子真是一个 有科学精神的人，大了以后，才懂得孔子因为社会的稳定才实用性地“不语怪力乱神” 。 《论语》里的孔子是有怪力乱神的事迹的，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实用态度最为肯 定。“敬鬼神而远之”，话说得老老实实； “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可商榷，但话 说得很噎人。 《孔子家语》里记载子贡问孔子“死了的人，有知觉还是投有” ?孔子的学生里除 了颜回，其他人常常刁难他们的老师，有时候甚至咄咄逼人，我们现在如果认为孔子的 学生问起话来必然恭恭敬敬，实在是不理解春秋时代社会的混乱。孔子的几次称赞颜回 ，都透着对其他的学生的无奈而小有感慨。大概除了颜回，孔子的学生们与社会的联系 相当紧密，随便就可以拎出个流行问题难为一下老师。这可比一九七六年后考入大学的 老三届，手上有一大把早有了自己的答案的问题，问得老师心惊肉跳。 子贡的这一问，显然是社会中怪力乱神多得不得了，而孔子又不语怪力乱神，于是 子贡换了个角度来敲打老师。 ? ?恼嚓? 孔子显然明白子贡的心计，就说，“我要是说有呢，恐怕孝子贤孙们都去送死而妨 害了生存；我要是说没有呢，恐怕长辈死了不孝子孙连埋都不肯埋了。你这个子贡想知 道死人有没有知觉，这事不是现在最急的，你要真地想知道，你自己死了不就知道了吗 ?” 子贡怎么反应，没有记载，恐怕其他的学生幸灾乐祸地正向子贡起哄呢吧，都不是 省油的灯啊。 好像还是《孔子家语》，还是这个子贡，有一次将一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鲁国，因 此被鲁国人争相传颂夸奖，子贡一下子成了道德标兵。孔子听到了，吩咐学生说，子贡 来了你们挡住他，我从此不要见这个人。子贡听说了就慌了，跑来见孔子。 大概是学生们挡不住子贡，所以孔子见到子贡时还在生气，说，“子贡你觉得你有 钱是不是？”子贡是个商业人才，手头上很有点钱，孔子的周游列国，经济上子贡贡献 不菲， “鲁国明明有法律，规定鲁国人在外国若是做了奴隶，得到消息之后，国家出 钱去把他赎回来。你子贡有钱，那没钱的鲁国人遇到老乡在外国做了奴隶怎么办?你的 做法，不是成了别人的道德负担了吗？” 孔子的脑筋很清晰。哪个学生我忘记了，问孔子“为什么古人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 守三年的丧？”孔子说： “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个规定才是。父母死了，你不守丧，别 人戳脊梁，那你做人不是很难了吗?你悲痛过度，守丧超过了三年，那你怎么求生计养 家糊口?有了三年的规定，不是很方便吗?” 孔子死后，学生中只有子贡守丧超过了三年，守了六年。以子贡这样的商业人才， 现在的人不难明白六年是多大的损失。好像是曾参跑来怪子贡不按老师生前的要求做， 大有你子贡又犯从前赎人那种性质的错误了。子贡说，老师生前讲过超出与不足都是失 度 (度就是中庸)，我觉得我对老师感情上的度，是六年。 屡次被孔子骂的子贡，是孔子的最好的学生。颜回是不是呢?我有点怀疑，尽管《 论语》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的夸奖。 不过扯远了，我是说，我喜欢孔子的入世，入得很清晰，有智慧，含幽默，实实在 在不标榜。道家则总有点标榜的味道，从古到今，不断地有人用道家来标榜自己，因为 实在是太方便了。我曾在《棋王》里写到过一个光头老者，满口道禅，捧起人来玄虚得 不得了，其实是为遮自己的面子。我在生活中碰到不少这种人，还常常要来拍你的肩膀 。汪曾祺先生曾写过篇文章警惕我不要陷在道家里，拳拳之心，大概是被光头老者蒙蔽 了。 不过后世的儒家，实用到主义，当然会非常压制人的本能意识，尤其是一心只读圣 贤书的人。这必然会引起反弹，明清的读书人于是偏要来谈怪力乱神，清代的袁枚，就 将自己的一本笔记作品直接名为《子不语》。我们也因此知道其实说什么不要紧，而是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还有篇幅，不妨再看看明清笔记中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梁恭辰在《池上草堂笔记》里记了个故事，说衡水县有个妇人与某甲私通而杀了亲 夫，死者的侄子告到县衙门里去。某甲贿赂验尸的忤作，当然结果是尸体无伤痕，于是 某甲反告死者的侄子诬陷。这个侄子不服，上诉到巡按，巡按就派另一个县的县令邓公 去衡水县复审。邓公到了衡水县，查不出证据，搞不出名堂。 晚上邓公思来想去，不觉已到三更时分，蜡烛光忽然暗了下来。阴风过后，出现一 个鬼魂，跪在桌案前，啜泣不止，似乎在说什么。 邓公当然心里惊惧，仔细看这个鬼魂，非常像白天查过的那具尸体，鬼魂的右耳洞 里垂下一条白练。 邓公忽然省悟，就大声说： “我会为你申冤的。”鬼魂磕头拜谢后就消失了，烛 光于是重放光明。 次日一早，邓公就找来衡水县县令和忤作再去验尸。衡水县令笑话邓公说：“都说 邓公是个书呆子，看来真是这样。这个人做了十年官，家里竟没有积蓄，可知他的才干 如何，像这种明明白白的案子，哪里是他这样的人可以办的！” 话虽这样说，可是也不得不去再验一回尸体。到了停尸房，邓公命人查验尸体的右 耳。忤作一听，大惊失色。结果呢，从尸体的右耳中掏出有半斤重的棉絮。 邓公对衡水县县令说： “这就是奸夫淫妇的作案手段。”妇人和某甲终于认罪。 这个故事，中国人很熟悉，包公案，狄公案，三言二拍中都有过，只不过作案的手 段有的是耳朵里钉钉子，有的是鼻子里钉钉子，还有的是头顶囟门钉钉子，几乎世界各 国都有这样的作案手段，我要是个验尸官，免不了会先在这些经典位置找钉子。 破案的路径差不多都是托梦，鬼魂显形，《哈姆雷特》也是这样，只不过凶手是往 耳朵里倒毒药，简直是比较犯罪学的典型材料。你要是对这则笔记失望的话，不妨来看 看纪晓岚的一则。 《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则笔记说总督唐执玉复审一件大案，已经定案了。这一夜 唐执玉正在独坐，就听到外面有哭泣声，而且声音愈来愈近。唐执玉就叫婢女去看看怎 么回事。婢女出去后惊叫，接着是身体倒地的声音。 唐执玉打开窗一看，只见一个鬼跪在台阶下面，浑身是血。唐执玉大叫： “哪里 来的鬼东西！”鬼磕头说：“杀我的人其实是谁谁谁，但是县官误判成另一个人，此冤 一定要申啊。”唐执玉听说是这样，心下明白，就说“我知道了”，鬼也就消失了。 次日，唐执玉登堂再审该案，传讯相关人士，发现大家说的死者生前穿的衣服鞋袜 ，与昨天自己见到的鬼穿的相同，于是主意笃定，改判凶手为鬼说的谁谁谁。原审的县 令不服，唐执玉就是这样定案了。 唐执玉手下的一个幕僚想不通，觉得这里一定有个什么道理，于是私下请教唐执玉 ，唐执玉呢，也就说了昨晚所见所闻。幕僚听了，也没有说什么。 隔了一夜，幕僚又来见唐执玉，问： “你见到的鬼是从哪里进来的呢?”唐执玉说 ：“见到时他就已经跪在台阶下了。”幕僚又问：“那你见到他从哪里消失的呢?”唐 执玉说： “翻墙走的。”幕僚说：“鬼应该是一下子就消失的，好像不应该翻墙离开 吧。” 唐执玉和幕僚到鬼翻墙头的地方去看，墙瓦没有裂痕，但是因为那天鬼来之前下过 雨，结果两个人看到屋顶上有泥脚印，直连到墙头外。 幕僚说： “恐怕是囚犯买通轻功者装鬼吧?” 唐执玉恍然，结果仍按原审县令的判决定下来，只是讳言其事，也不追究装鬼的人 。 两百多年前的那个死囚可算是个心理学家，文化学者，洞悉人文，差一点就成功了 。幕僚是个老实的怀疑论者，唐执玉则知错即改，通情达理，不过唐执玉的讳言其事， 也可解作他到底是读圣贤书出身，语怪力乱神到底有违形象。 一九九七年五月 上海青浦 攻击与人性 一九六三年，动物行为研究学者康拉德•劳伦兹(Kanrad Lorenz)的名著《ON AGGRESSION》出版，书名可以直译为《攻击》。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一家书店见到这本 书的台湾中文译本，书名译成《攻击与人性》，于是站着翻看，译文颇拗口，有些句子 甚至看不懂，不知是我愚钝还是没有译通。总之，印象中只留下了劳伦兹说到艺术起源 于仪式。 我之所以有劳伦兹这个人的印象，是因为一九七三年我在云南，生产队上很多人闲 来无事听敌台(这四十多年来敌敌友友，友友敌敌，刚刚相逢一笑泯了恩仇，忽然又要 横眉冷对千夫指了)，我在当时的敌台中听到当年的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获得者是三位 ，其中就有这位劳伦兹先生，研究动物行为的。 那时我每天在山上干活儿，倒也鸟语花香，只不知鸟语的是什么。歇息的时候，一 边抽烟，一边乱看，看蚂蚁爬，看蛇吞蛋，看猴子飞枝走干，看鹰在天上研究地下。还 记得有一次黄昏时突然遇到一只桌子大小的蟾蜍过林中小路，同行的两三个人惊得魂飞 魄散，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王母娘娘隐入草丛，荒草浮动良久。下得山去，说出来任谁也 不信，目击者之一说： “当时感觉就像见到毛 主 席，你们不信，那就更像了。” 劳伦兹以研究动物行为为职业而有成就，我每天与动物为伍，自然对劳伦兹产生兴 趣。但劳伦兹做些什么具体研究，敌台没说，我也就一无所知。 今年，一九九七年，我在台北，朋友谢材俊先生送我一册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看过 的《攻击与人性》的一九八九年再版本，算下来，今年距原文出版已有三十四年了。晚 上躺在床上看，拗口的译文毫无改变，当年看不懂的地方，这次确定了，是没有译通。 重读，永远是有趣的事情，尤其是有意思的书。 康拉德 •劳伦兹是奥地利人，在奥地利和美国读动物学和医学，一九四O年 任教于奥地利康尼斯伯格大学(Konigsberg Universty)。一九四二年，他被德军征调为 精神科医生到波兰一家医院，两年后又被送往俄国前线，随即被俘，做了四年战俘。战 后，劳伦兹任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和麦克思普兰克学院(Max Planck Institute)的研究主 持人。 一九七二年，劳伦兹与荷兰的尼考拉斯•汀伯根 (Nicolas Tinbergen)、当 时西德的卡尔•凡•弗利施(Karl von Frisch)都因为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而 共享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不过，劳伦兹与其他动物学者的不同在于，他认为攻击性是 动物的本能，并认为攻击性也是人的本能，尤其后者，引发过广泛的争论。 人类学家阿施雷•蒙塔格(Ashley Montagu)认为人类没有本能这回事，因为 科学研究从来没有证明过攻击性是生物的天赋。哈佛大学的思金纳(B．F.Skinner)否定 人类有内在的行为模式，他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因为学习而来的。也是哈佛大学的生物学 家恩斯特•梅尔认为劳伦兹对动物的看法跳得太远了。英国一位动物行为学家讽 刺劳伦兹将观察几只动物和鸟的结果，应用到全人类。当然，劳伦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的履历，也令人质疑。 质疑中最敏感的方面是，假如人类生来就具有行为类型，那么人在学习和进步的能 力上就应该有差距，即使环境条件是平等的。种族偏见是否因此而有本质的根据? 劳伦兹是由对鱼和鸟的观察与实验中，证明攻击是生物进化的原始动力，也就是“ 同类相斥”的原则。 “到底是哪些保护物种的功能使得珊瑚鱼的复杂色彩如此进化?我尽可能地买到最 多彩的鱼和比较单彩的鱼，结果我得到一个意外的发现：不可能有两条颜色艳丽如广告 画的珊瑚鱼，同时存在于一个池子里。假如我把几条同种的鱼放在一个水槽里，顷刻间 ，只剩下最强的一条活下来。后来，在佛罗里达，我又看到以前常在水族馆观察到的特 殊景象，令人印象深刻难忘：经过生死决战，留下每种一条的七条鱼，每一条鱼都色彩 鲜艳而且游姿迥异，互相之间和睦相处。 “在海里，‘同类相斥’的原则可以在不流血的状况下维持，因为败者可以逃离 胜者的领域，而且胜者也不会追得很远。但是在水族馆中，就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逃避 了：胜者要败者死亡，至少胜者会认定整个水槽是它自己的领域，经常连续地攻击弱者 ，进行威吓，也因此弱者发育得慢多了，胜者的统治权持续着，直到新的生死关头来结 束它。 “为了观察领域拥有者平时的行为，必须有一个至少为原来版图两倍大的容器。因 此我们做了一个六尺长的水槽，装了两吨多的水，足以让各种小鱼划定一些领域。在色 彩艳如广告画的鱼类中，幼者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年长者更坚决地向领域的拥 有者攻击。由于幼者身躯小，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观察到它们的行为。 “我和我的同事多瑞斯(Doris Zumpe)在这个水槽里放进一寸到两寸长的小鱼，有 二十五种，每种四条，总共一百条。它们的领域分配得很好，几乎一条也投损失。后来 ，它们开始活跃起来——如事先预料，开始厮打。 “现在终于有机会应用计算了。当‘真正’的科学家在运用计数与测量时，他会经 验到一种快感，这不是行外人容易了解的。毫无疑问，假如我们不用计量——比如我们 只是说‘艳丽多彩的珊瑚鱼几乎不攻击其它种的鱼，只攻击自己种类的鱼’——虽然我 们对族内攻击的了解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但是，说服力会大大降低。因此我们，更正确 地说，是多瑞斯数了它们互咬的次数。结果如下：一百条鱼，每种四条，所以每条鱼咬 自己同类的机会是三比九十六；同类之间与异类之间咬的比例是八十五比十五，而这十 五还是多算的，因为这个数目全来自一种处女鱼。这种处女鱼只待在水槽的洞穴里，攻 击任何闯入者。后来我们把这一类组删除，得到的是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数字。 “使得异类相咬的数字增加的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个体在水槽里找不到同类的鱼， 于是将怒气发泄到异类的个体身上。我事先预测它们会选择哪种鱼为发泄对象，结果假 设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相当符合。(先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它们会攻击与自己体型和色 彩相类似的异类之后，劳伦兹接着写道)除了鱼之外，其它的动物也如此。假如没有同 类可以攻击，它们就选择那些关系亲近或颜色类似的异类为攻击目标。” 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我们的鱼缸里那些赏心悦目的鱼了。劳伦兹并没有停止刺激我 们的心灵，“几乎每个水族馆的管理员都会犯同一种错误，在一个大水槽里放养许多同 种类的小鱼，期望它们将来有最自然的配偶机会。不久，小鱼长大了，水槽变小了，结 果，水槽里只有一对色彩华丽的夫妻愉快地结合，攻击其它所有的鱼。这对夫妻在大水 槽里狂奔，被攻击者只好带着破裂的鳍在水面角落游动。富于同情心的管理员不但同情 弱者，同时也同情那位‘妻’，因为这时候正是这位妻的产卵期，管理员为它们的后代 担忧。于是，移走被攻击者，让这对夫妻占有整个水槽。他认为自己尽到责任了，但是 ，几天后，他发现雌鱼浮尸水面，被撕成条状，而且看不到水槽里有任何卵或幼鱼。 “这种悲惨事件是可以预料的。我们可以下面两种方法避免，一种是在水槽里放进 一条同种类的鱼，当替罪羊；另一种则较慈悲，在一个大得足以容下两对鱼的水槽里隔 一块玻璃，隔成一边一对夫妻，于是每条鱼都可以将健康的怒气，隔着玻璃发泄，通常 是雄对雄，雌对雌，没有一条鱼想攻击自己的同伴。相当有趣的插曲是，当一条雄鱼开 始粗鲁对待它的妻子时，我们可以预料水槽当中的隔离玻璃脏了，不透明了。一旦将隔 离玻璃清洁，先前的捉对相撞就又恢复了，每对夫妻则气氛爽朗。 “同样的行为也可以在人类身上看到。我常观察我守寡的舅妈的行为，这些行为常 常是有规律可预测的，她使用女仆，没有一个超过八个月到十个月的。她总是喜欢新仆 人，将新人捧上云霄，发誓终于找到一个合意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她的态度逐渐冷淡 下来。先是发现小过失，然后是稍大的，在正式雇用期结束时，她发现这个女孩子令人 憎恨。经过激烈的争吵，可怜的女孩毫无商量余地地被解雇了。舅妈在下一次雇仆人时 ，会再次更加小心找寻一个完美的天使。 “我不是有意在取笑我的舅妈。我当战俘的时候，就在严格控制自己的人——包括 我自己——身上清楚地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完全互相依赖的小团体可能互相发泄怒气， 团体里的分子愈是彼此了解，彼此相爱，则受到压抑的攻击性就愈危险。据我个人的经 验，在这种情况下，阀限会降到极低而让怒气和攻击行为发泄出来，这时，好朋友的互 殴程度是很惊人的。 “了解这种现象的法则，是可以避免导致杀人事件的，但是却不能减少痛苦。有些 人会找到发泄途径，例如砸毁不太贵重的东西。这样确有帮助，这种方便的方法常常可 以防止攻击本能的不利后果。领悟不到这种道理的人曾经因此而杀了他的朋友。” 常说的“无名火”，就最是这个。心理学家所说的暴力倾向，也根源于此。虽然法 律是据结果判断量刑，但“精神异常”是在说对本能毫无控制能力，所以美国总统里根 只好白挨一枪。固定空间里人居住得愈多，所谓“三代同堂”，愈容易“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政府的房屋政策关系着社会的暴力犯罪率。 鈩k玴? >? 这样大的一股力量，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考虑好莱坞影片里的暴力。观众一边吃着 零食，一边在催眠状态中将本能中的暴力能量释出，之后回家睡觉。这类似大禹治水， 疏，而不是堵。曹刿在战术上是击鼓三通而不攻击，道理上好像是请对方连看三场暴力 电影，将敌方的攻击能量泄至最底，才容易一举击溃。 劳伦兹提到由于一些学者的研究， “人们才了解，实际上中枢神经在反应前并不 需要等待刺激——就像电铃要按开关才响——相反，中枢神经自己就可以产生刺激”。 我想，现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都是 “本能的反应”，很少触及“本能的自发”。也许我 们只学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于是“反映论”成为创作教条。我还记得很清楚中 学生物课讲到条件反射时，真的是不厌其细，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定要考的。 劳伦兹问道， “攻击有何价值?在保护物种作用的压力下，他们的行为机制和武器 变得如此发达，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达尔文式的问题。 “那些被杂志、报纸和电影导入歧途的门外汉，想象着不同的‘丛林野兽’之间的 关系是血腥的争斗，彼此永远敌对，巨蟒和鳄鱼搏斗。我可以很自信地断言，这种事在 自然环境中不会发生。一种动物消灭了另一种动物，又能得到什么益处?它们绝不会妨 碍别人的生存利益。 “达尔文表示‘生存竞争’(the strugle existence)有时被误解为不同种类间的 竞争。实际上，达尔文所说的竞争和竞争所引起的进化，存在于近亲之间。使一个物种 消失或转变成另一种类的因素，是有益的‘发明’，这种发明，在遗传性突变的赌博中 ，会偶然落在同类分子中的一个或几个上。这些幸运者的后代逐渐超越其它分子，一直 到这些特殊种类只包括那些拥有新‘发明’的个体。无论如何，不同类的动物也有类似 的斗争存在…… “异种竞争而能生存的价值比同种竞争而能生存的价值更明显。……食者与被食者 的竞争，绝不至于引起被食者的灭种。它们总是保持一种双方都能忍受的均势。最后的 几只狮子一定早在它们猎杀最后一对羚羊或斑马之前就饿死了。或者用人类的商业语言 说，捕鲸业一定在最后几条鲸绝种之前就破产了。 “另一方面，捕食者与被食者之间的争战并不是真正的斗争。…… 捕食者内在的 动机和争斗时的动机根本不同。……内在推动力的不同，可以清楚地在动物的动作中看 出。一只狗在将要捉到兔于时表现出来的兴奋与快乐，和它欢迎主人或某种期望兑现时 是一样的。许多佳照显示，狮子在跃起之前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发怒的迹象。咆哮，将耳 朵捋后等等表情动作，只是在捕食动物遇到顽强抵抗时才会看到，甚至此时的表情也只 是暗示性的。被食者的活动，即‘反击’，常被认为是真正的攻击，特别是群居动物。 它们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攻击那些威胁它们的敌人，这种行为称为‘群击’。如果乌 鸦或其它鸟在白天看到猫或其它夜间活动的动物，一定围攻之。 “……穴鸟主动攻击敌人，鹅则运用尖叫和众势，无畏地进攻来犯的敌人。加拿大 鹅甚至会用紧密的集结将狐狸赶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狐狸在此时敢妄想猎取其中的任 何一只鹅。狐狸将耳朵朝后放，一脸的厌恶，越过肩膀往后看那群呱呱叫的鹅，慢慢地 疾走——以免失去面子——离开鹅群。” 我在前面说过我不懂鸟在语些什么，劳伦兹写道， “我们可以从鸟的歌声中听出 ：一只公鸟正在一个选定的地方宣布它的领域所有权。许多种鸟以歌声表示自己的强壮 和年龄，换言之，闻者该畏惧才是。……汉洛斯 (Heinorth)用文字来解释公鸡的啼叫 ： ‘我是一只公鸡’，而家禽专家则能听得更具体，‘我是公鸡巴萨札(Bal thazax)! ’ “哺乳动物中的大部分是用‘鼻子’思想的，所以大部分的动物用气味来表示领域 权。……雷豪森(Leyhausen)和沃尔夫(Wolf)已指出，某一种类的动物在森林中的领域 分配，不只有空间的限制，也受时间的影响。……为了避免遭遇，这些动物不论走到哪 里，都定距放置气味，如同为了避免撞车而设置的铁道信号。一只猫在它的行猎路上嗅 到另一只猫留下的气味，必长时间地评估。如果是非常新鲜的，它会迟疑不决，或选另 一条路；假如是几个小时之前的，它会平静地继续上路。 “……猫的放置气味有避免碰头的作用。有些脊椎动物根本不来同类攻击这一套， 只一丝不苟地避着自己的同类。 “我们可以确实地假定：同类相争最重要的作用是公平分配存活领域。这当然不是 唯一的。达尔文已观察到雌雄淘汰的作用，为了繁殖而淘汰出最好的雄性……但是选择 配偶时的最后一句话是由雌性说的，雄性无法反驳……” 相对于同类竞争，高等脊椎动物的群居生活进化出阶级次序， “在这种次序下， 社会中每个个体明白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自己弱，如此即可以离开弱者和使弱者屈服。 艾伯(Schjelderup-Ebbe)是第一个观察家禽中‘阶级次序’的人，也是第一个使用‘啄 食次序’此名词的人”。那么这个次序对于同类物种有何意义呢?劳伦兹的回答是首先 可以抑制群内的攻击，次之可以导致保护弱小。 “既然个体之间永远存在紧张状态， 所以社会性动物都是‘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接近，紧张度就 愈高，相反，阶级远远分开，紧张度就消失。高阶层的穴鸟，尤其是雄的，喜欢干涉低 阶层之间的每一次争吵，于是可预期的是高阶层鸟的参与，会使弱小失败一方获益。” 劳伦兹提到观察穴鸟、猩猩、狒狒时，除了阶级，还有一个老年者的经验和权威受 到模仿与尊敬的现实。于是，情况是“生存领域以每个个体都能存活下去的方式被划分 着：最好的父亲和最好的母亲被选出来以利后代；群体组织里有少数智者、元老们拥有 权威，为群体利益做决定，并实行那些决定”。 我们也许意会到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除了生存空间不易和最好的爸爸与妈妈在哪 里。不过劳伦兹开始谈到仪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赫胥黎(Sir Julian Huxley)博士正热衷于他的先锋研究——有关一种鸟的求爱行为。 他发现某些动作形式在进化的过程中消失了原来的功能，变成了纯粹象征的仪式。他称 此为仪式化，而且不加引号。换言之，他将引导人类仪式发展的文化过程与引起动物仪 式化的进化过程同等看待”。 劳伦兹列举了漫长的观察来的动物行为之后写道，动物“知识的传递只限于简单的 事物，如通道的寻找、食物和敌人的辨认以及鼠的特殊知识——毒药的危险。思想的交 换和仪式则无法由传统传递。换句话说，动物没有文化。 “动物有一个简单的传统，它和人类最高级的文化传统相同——就是习性。……一 个令我难忘的经验使我弄清了习性如何使不同的过程——例如鹅的行走习惯，和人类发 展的神圣仪式——有相同的基本作用。”劳伦兹接下去详细叙述了那个著名的观察结果 ，他观察到的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一只小灰雁上楼到他卧室的过程。 “…小孩子都很固 执地遵行习惯性的动作，假如说故事的人将故事说得稍稍偏离了，他们会十分不满而沮 丧。甚至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习惯一旦固定了之后，其力量就大于我们所能想象的。… …我的描述将会使人类学家想起很多原始种族的魔术和法术，直至今天还存在于文明人 之间…… “人类知道自己的习惯和形成纯属偶然，也知道打破习惯不见得就有危险，但仍有 不可抗拒的焦虑迫使他遵守习惯……” 在美国的深夜，我常常看到空寂的交叉路口一个方向亮着红灯，一辆私人汽车等在 路口。五分钟之内，横向没有一辆车驶过。之后，绿灯亮了，等待的车急急地向前驶去 。深夜，没有警察，更没有其它的车辆，为什么她或他不“聪明”地就过去了?习惯， 将法规变为习惯，能很容易地在任何时候都安全。同理，学雷锋如果是习惯，比过脑子 想会容易得多。 上海——当然别的城市也是这样，只不过我在上海也开车，所以有描述的资格—— 就不是这样，每辆车都习惯抢行，因为人们在生活当中的习惯就是斤斤计较，占到一点 便宜几乎与尊严等价。这也难怪，因为生活总是不太容易，因此你如果在驾驶上改掉占 便宜的习惯，你在谋生上就有麻烦了。上海人说得好，“到屋里老婆就骂你，回家快了 五分钟，赶回去找骂?” “当人类不再由己身获得习惯，而是经由文化的传递，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特征就 出现了。第一，他不再知道特殊行为的起因。第二，令人尊敬的法律制定者，因为年代 久远，好像存在于神话中，他们也被神话了，于是他们的法律似乎是神的昭示，触犯者 便有罪。” 我觉得上段引文中的“法律”，如果换成“禁忌”，更好理解，文化的传统，有仪 式化的特征，“‘模仿夸张’(mimic exaggeration)可以导致仪式。事实上仪式十分类 似象征事物，仪式也产生夸张的影响，这也是赫胥黎在观察大冠鸭时感到吃惊的事。… …不用怀疑，人类的艺术主要也是在仪式中发展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只是 文化过程中的第二步。” 哈，我终于找到一九八七年时我以为记得的这句话，原来劳伦兹并不是说艺术起源 于仪式，而是说艺术在仪式中发展。 一九九七年九月 台北万芳社区 攻击与人性之二 “常识与通识”这个栏目持续一年了。去年的开始题目，是《爱情与化学》，记得 曾有人私下对我表示不以为然，也有人表示原来是这样的。 这多少都显示出常识的重要。记得文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末尾几页已经磨损，封 面有各种食品的痕迹，书名是《汤姆•潘恩》。这个潘恩写过一本书叫《常识》 ，他在书中说，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独立这些概念，是常识，他要将这些常识传播出去。 潘恩后来到了美国，出版了《常识》。传中说，美国的独立战争中，许多人随身的行囊 里，都有这本《常识》。 无产 阶级 文 化 大 革 命，简单说，就是失去常识能力的闹剧。也因此我不认为 文 化 大 革命有什么悲剧性，悲剧早就发生过了。 “反 右”、 “大 跃 进”已经是 失去常识的持续期，是“指鹿为马”，是“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版， “何不 大 炼 钢 ，何不多产粮”。 在权力面前，说出常识有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危险，但是，我的父辈们确实 有人隐瞒常识。他们到学校里来做报告，说以前被地主剥削压迫，所以参加了革命。如 果明白被剥削，一定明白一亩地可产多少粮食这种常识吧?一定明白亩产万斤超出常识 太多吧? 我在的小学，大炼 钢 铁时也炼出过一块黑疙瘩，校长亲自宣布它是“钢”。当时 我没有关于钢的常识，当然认为它就是“钢”。后来有一门课叫“常识”，是我最感兴 趣的。我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常识。 在常识面前，不要欺骗孩子。在丧失常识的时代，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 识。当年的中学红 卫 兵现在看来就是没有常识的孩子，当年他们抄家、打死人时的理 由，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经济生活常识。若现在去抄他们的家，他们若说“凭什么”，你 就可以知道，常识回来许多了。 八十年代初，北京街头的大标语，号召人们说“请”，说“对不起”，说“谢谢” ，可见八十年代初还是彻底没有常识。我家附近的一个有名的饭馆里，很有决心地贴着 “本店不打骂顾客”这种服务公约，倒也点出了常识的程度。 ~ ?lt;屨恳? 从前有个人到铁匠铺子里去学打铁。师傅说，好好儿干，师傅会告诉你打铁这一行 的秘诀的。徒弟于是很听话、很卖力气，盼望着有一天师傅讲出秘决。可是师傅一直不 讲，徒弟就有点儿着急，直到有一天师傅要死了。 徒弟就说， “师傅您不是说要告诉我打铁的秘诀吗?您看已经到了这种日子口儿了 ……” 师傅说， “是啊，你过来，”徒弟靠过去，师傅说，“热铁别摸。” 巴金先生说过要建个无产阶 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博物馆，里面如果能处处标示出 常识是什么，我相信效果会很强烈，因为闹剧是最经不起常识检验的。 中国的无产阶 级文 化 大 革 命，剥去意 识形态，剥去理论，剥去口号，是再清 楚不过的同种攻击，将意识形态，理论，口号覆盖上去，只是为了更刺激同种攻击，或 者说，是为了解除对攻击本能的束缚。我在上一期介绍过康拉德•劳伦兹的《攻 击与人性》的前半部，劳伦兹论证了“同种攻击”是动物本能，其他的生物科学家证实 中枢神经在反应前并不需要等待刺激——就像电铃要按开关才响——相反，中枢神经自 己就可以产生刺激。这也就深化了达尔文所说的竞争和竞争所引起的进化，存在于近亲 之间。这之前，达尔文的“生存竞争”(the strugle existence)常常被误解为不同种 类间的竞争。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在非洲丛林中屡次观察到雌黑猩猩有食子的行为， 并且拍摄下来，但是恐怕播映出来刺激文明人类，长时间内隐而不发。最近播放了，反 应强烈。 劳伦兹还论证了同类相争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公平分配存活领域。美国的反托拉斯 法，就是要限制大财团占领过大的领域，使初起弱小者不能发展。美国的微软视窗目前 就有犯法的可能，从视窗95开始，很明显，微软准备覆盖全部个人电脑系统。当微软成 为霸权的时候，使用者的灾难就来了，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可能了，因为可能的制造 者因为没有公平的生存空间，根本不能存活。 劳伦兹并没有止于此，而是继续下去。 “继续”这个词用得不准确，因为许多动 物行为是同时观察到的，只是有些是先被解释，有些是后被解释。 劳伦兹发现，相对于同类竞争，高等脊椎动物的群居生活进化出阶级次序， “在 这种次序下，社会中每个个体明白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自己弱，如此即可以离开强者和 使弱者屈服。”这个阶级次序对于同类物种的意义，劳伦兹的回答是首先可以抑制群内 的攻击，次之可以导致保护弱小。 “既然个体之间永远存在紧张状态，所以社会性动 物都是‘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接近，紧张度就愈高，相反， 阶级远远分开，紧张度就消失。高阶层的穴鸟，尤其是雄的，喜欢干涉低阶层之间的每 一次争吵，于是可预期的是高阶层鸟的参与，会使弱小失败一方获益。” 这无疑是人类社会中阶级的生物起源，只是我们没有料到它有保护弱小的功能。重 要的是，我们开始发现动物进化出抑制同类攻击的功能了。劳伦兹接着谈到动物行为中 一些动作形式进化为仪式，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当人类不再由己身获得习惯，而是 经由文化的传递，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特征就出现了。第一，他不再知道特殊行为的起 因。第二，令人尊敬的法律制定者，因为年代久远，好像存在于神话中，他们也被神话 了，于是他们的法律似乎是神的昭示，触犯者便有罪。” “‘模仿夸张’(mimic exaggeration)可以导致仪式。事实上仪式十分类似象征事物，仪式也产生夸张的影响 ，这也是赫胥黎在观察大冠鸭时感到吃惊的事。……不用怀疑，人类的艺术主要也是在 仪式中发展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只是文化过程中的第二步。” 经由劳伦兹的论述，我们逼近了艺术起源的又一步。 不过劳伦兹志不在此，他说，“仪式的种系进化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自治本能，它 具有独立的力量干扰本能冲动。它的原始功能是诱发种族内个体间的互相了解．以避免 攻击的不良后果。不仅人类，甚至动物，常因误以为他人有害于己而引起争端；就这方 面而言，仪式与典礼对我们有极大的重要性。……仪式能够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在本 能的大议会中，成功地与攻击的力量对峙。为了让读者了解仪式是如何阻止攻击冲动， 而又不减弱它的力量，也不妨碍它的护种功能，我必须先谈谈本能的组织。这个组织像 个大议会，是许多独立的因素交互作用组成的；它的民主性是经过一段进化的考验才发 展出来的。纵然它不能使各种不同的关系达到完全和谐，至少它使它们达到可以容忍而 且实际可行的妥协阶段。” 例如笑， “人类的笑，其原型可能是一种求谅解或欢迎的仪式。微笑和大笑，我 认为是同一行为的不同程度，也就是对同样性质的刺激，以不同的心理状态应答。 “与人类最接近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不巧没有一种对应人类的笑的动作，但许多猕 猴在动作上有求和的姿态——露出牙齿，不断地上下转动头部，咂嘴和将耳朵向后摆。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东方人的笑也是以此方式欢迎人。但最有趣的是笑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们把头稍微转向一侧，这样，他们的眼腈就不会直视被欢迎的人的眼睛，而是用眼 光扫过对 方…… “无论如何，这欢迎的笑容，常使我们解释为求谅解的仪式，它和鹅的胜利仪式类 似。胜利仪式是在修改过的威胁仪式中产生的…… “当几个小男孩一齐笑另一个或不属于同一团体的男孩时，这行为是含有相当的攻 击性。大部分的笑话建立在当一种紧张状态突然被打破时。许多动物的欢迎仪式也有非 常相似的情形。当一个不愉快的冲突情况突然解除时，狗和鹅或其它动物会做出强烈的 欢迎…… “仪式将个体牢系在一起，使它们共同抵抗敌对世界。有相同的目的——例如必须 抵抗外人——是形成‘结’的要素。鱼为相同的领域及子女抵抗，科学家为相同的意念 抵抗，最危险的是盲信者为相同的概念而抵抗。所有这些情形，为了提高结合力，攻击 是必须的。” 因此笑是抑制攻击的仪式产物，它与攻击的本能是相关的。还记得革命 样 板 戏 《智取威虎山》吗?“不怕座山雕叫，就怕座山雕笑”，剧中的正反角色，杨子荣和座 山雕都是用笑来传达攻击信号的。中国熟语警诫我们， “笑里藏刀”， “笑面虎”， 即使是诗句， “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将笑与攻击摆在一起的。 劳伦兹观察到，动物的攻击本能被仪式抑制着，但执行仪式而控制不当，仪式有反 行效应，反而引起最熟识者之间的攻击。 “这种使人痛苦的愤怒只能解释为，部分是 由于双方互相认识太清楚以至于不再骇怕对方。人类也是如此，同样的原因，使非常恐 怖的夫妻争吵发生。我相信，每一个真爱的情况中，有很高的攻击性潜伏着，通常为结 所抑制，一旦结破裂了，恐怖的现象，如恨，就出现了。没有一种爱没有攻击性，没有 一种无爱之恨。” 后面的观察非常有意思： “胜利者从不追逐被打败的，我们从未听到两只雄雁爆 发过第二次战争。相反，它们过度地回避对方，当大群雁在沼泽上觅食的时候，吵过架 的朋友总是在外围的另一边。假如偶然没有及时发现对方，或根据实验而互相靠近时， 我看到它们居然显示出难为情!它们不敢看对方。雄雁是这里那里乱看，或拘谨地吸引 它们爱恨的对方，然后跳开，好像手从热铁上弹开。而且两只雁持续不断地整理一下羽 毛，用嘴摇一下想象中的东西，它们就是不能简单地走开，为了‘保全面子’而不惜代 价，绝不能有如何逃开的迹象。我们禁不住要同情它们这种尴尬情境。 “我们知道有一些动物完全没有攻击性……有人会想，这样的动物一定会有永恒的 友谊与结合，但这些特质尚未在这些动物身上发现，它们的结合根本就见不到。友谊只 在高度发扬种内攻击的动物中发现。事实上，结愈牢固，愈具攻击性。 ? G腧 “种内攻击比友谊和爱要早几百万年之久，在地球的长久纪元中，曾有过真正凶猛 而有攻击性的动物。几乎今日的爬虫都有强的攻击性……个体结只在某些硬骨鱼、鸟和 哺乳动物中有，也就是说，在第三纪之前，以团体姿态出现的动物并不存在。这样说来 ，没有‘爱’这种东西，种内攻击也能存在，但反过来说，没有一种爱是没有攻击性的 。”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最具经验之谈。勾肩搭背，搞来搞去就是拳脚相向，而 且振振有辞，从振振有辞当中，我们可以听出来，原来互相攻击的部分早在勾肩搭背的 时候就知道了，“我不想说就是了”。 劳伦兹在漫长观察的叙述之后，开始谈到人类本身。 “有些人认为同种攻击是对 人类的一种污辱。人们都乐意将自己看做是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然，而是从 自然分立出来的特殊的高等生物。很多人对这个谬见恋恋不舍，而无视于一个人曾说过 的最智慧的警语，即齐隆(Chilon)所说的‘认识你自己’，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苏格拉 底说的。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听不进这句话? “障碍有三，而且全是由强烈情绪引发的。 “第一，人们认为可以借助人类的悟性，轻易将之克服； “第二，虽然有不利的后果，但至少是光荣的； “第三，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可了解的，因此是可原谅的，却是最难祛除的 。 “三个都与人类最危险的特质有密切的关系，俗话说，这个特质在陷落之前会有一 段光彩，那就是——骄傲。 “第一个障碍是最原始的。人类抑制自己对自己的进化根源做了解，因此阻碍了自 我了解。 “第二个障碍，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行为是遵循自然因果律的事实。……这种 态度的产生，无疑是因为希望拥有自由意志，认为我们的动作并不是偶然因素决定的， 而是较高层的意志决定的。 “第三个障碍，至少在西方文化是有的——是唯 心 论哲学的天性。人类将万物二 分为内在与外在，前者照唯 心论的看法是无价值的，后者是包含在人类思想内，价值 只依附思想而存在。这种划分正投合人类崇高的自傲心理。……‘唯心论’与‘实在论 ’这两个名词本来是象征哲学上的态度，但是现在已经应用到道德的价值判断。 “人们所以骇怕原因上的探讨，可能是怕领悟到宇宙现象的原因后，发现人类的自 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下的产物罢了。其实，我的意志就如我的存在，不容否认。更 深一层领悟到我自己的行为是受一连串生理原因的控制后，至少并不能改变‘我将要做 ’这件事实，只是可能会改变‘我所要做的’。 “假如人们认定人类的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绝不仅仅是由理性和文化传统就能 决定，它们还要顺从本能行为的一切法则。对这些法则，我们从动物本能行为的研究得 到不少知识。……人类社会非常像老鼠，在自己的族群里是个爱社交且和平的生物，但 是对待那些不属于自己团体的同类种族，就完全换成一副魔鬼嘴脸。……老鼠在达到过 分拥挤的情况时会自动停止繁殖，然而人类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来阻止人口膨胀。” 劳伦兹还论述了青春期现象，说明了人人都必须经历青春期和其后一小段时期的危 险阶段，并且特别提到他建议命名的“攻击性热情”。 “事实上，攻击性热情是自发性攻击的特殊形式。……有强烈情绪的任何人，都可 以亲身体验到随着攻击性热情而来的主观现象：身体从上而下打着颤，两臂外侧亦如此 ，气势高昂地漠视一切束缚。在这特殊时刻，准备放弃一切，唯独去迎接那个被认为是 神圣的任务。一切障碍都不足为惧，而且不幸地，禁止伤害或杀死同胞的本能抑制力也 大大地丧失了。此时，一切理性思考、批评、合理的争论都沉默下来。它们不仅显得势 力单薄，而且是卑贱和不光荣的。人们在参与凶恶事件的时候，也会有正直的感觉，甚 至感受到这种正直感的快乐，就像谚语说的： ‘当旗帜飘扬，一切正气都在号角声中 ’。” 劳伦兹归纳了四个可以刺激攻击性热情的情况。 一，社会团体里的个体认为被外界所威胁。他们会描绘出威胁者，而他们效劳的团 体，从运动俱乐部到国家民族，直至科学真理，公正清廉的主张； 二，令人憎恶的敌人出现，而且这个敌人威胁了上述“价值”； 三，领 袖 形象，任何政治集会都少不了大幅领袖像，甚至反法 西 斯的党也不能 缺； 四，参与的个数多，而且全部都被同一种感情所鼓动。 想来我们都很熟悉上面的描述吧?一九六 六年炎热的夏天。 劳伦兹认为控制本能行为模式的必要条件是，对释放它的刺激情境有充分的认识。 对文 化 大 革命的情境的认识，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受骗了，可见是没有 认识；有说是理想，可是此理想要消灭彼理想。我想，所谓“充分”，首先要看这个情 境究竟是束缚还是释放我们的攻击本能，并达到一种丧失常识的程度。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台北万芳 16 luglio 曾国藩这家伙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过后，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该重写一封，“作疏阔语”；喜欢侃大山，争口头上的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黄段子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08 marzo 学习雷锋好榜样一九六一年四月×日 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一日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是我应尽的责任。我是主人，是广大劳苦大众当中的一员，我能帮助人民克服一点困难，是最幸福的。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九日 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 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骄傲的人，其实是无知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他不懂得自己只是沧海一粟……。这些人好比是一个瓶子装的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可是还晃荡不出来。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一九六二年三月四日 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仍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一九六二年四月四日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幸福的。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23 gennaio 明天回家回家最激动的时刻不在于和家人围在火炉旁吃团圆饭或者和朋友们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或者聊天至天亮，最激动的时刻乃是当汽车开入小镇时眼前突然闪过一排排熟悉的房屋和树木。我的激动源自于一种焦灼的期待以及这种期待为眼前的景物所回应所伴随的狂喜。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南方小县城，对陌生人来 说，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期待的地方：嘈杂，混乱，平庸，沉闷~可对我来说，每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 意味着一个故事；当我积淀的记忆被掠过的景物所唤醒时，故乡也像花一样开始绽放~
回家还可以好好吃上一顿“蒸肥肠”。从市场上买来新鲜的肥肠，里外洗干净了，既不把多余的肥肉剔掉，也不切成一段段的，就整个和糯米一块蒸烂了，拿起来抱着吃，无上美味啊~ 18 gennaio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Tagore(泰戈尔)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between life and death but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you yet you don’t know that I love you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when I stand in font of you yet you can’t see my love but when undoubtedly knowing the love from both yet cannot be together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being apart while being in love but when plainly can not resist the yearning yet pretending you have never been in my heart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when plainly can not resist the yearning but using one’s indifferent heart to dig an uncrossable river for the one who loves you. Langlang recital昨天和光光去听人民大会堂听了郎朗的recital，赶紧记一下流水账~
这场音乐会完全是商业化的运作，一开始就有一个主持人在台上不停地聒噪，宣扬着郎朗的成功也正是奥迪精神的表现，把我们听得郁闷死了~
然后郎朗出场了。仍然是很自信和有活力的样子，只是穿的新潮多了（上次在清华听过他上过的大师班，年纪轻轻却如此自信如此有大师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曲他弹得是莫扎特的c小调奏鸣曲。估计是音响设备不够好，有些高音显得很单很薄。第一次听他的现场，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音乐表情很丰富，莫扎特的清新和天真宛在目前。 接着就是拉赫玛尼的两首前奏曲。拉的前奏曲我以前听过的是ashkenazy的版本，相比较就看出差别了，第一首前奏曲力度对比似乎没有ashkenazy把握的好，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第二首前奏曲op23前面一段的抑扬顿挫郎朗似乎刻意处理得过慢，气息不够通畅，听起来有点别扭。下半场他接着弹了肖邦的大波兰舞曲，舒曼的《童年情景》组曲，最后弹得是horowitz版本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舒曼的《童年情景》弹得很有点朦胧的味道，那种追忆怀念往昔的况味完全表达出来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嬉戏的情景栩栩如生。最后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再加上是horowitz版本的，炫技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但是郎朗还是让所有的人震惊了一把，弹到最后一段的长达好几分钟华彩段落，仿佛所有的音符一起迸发，他整个人也带着一种酒神的狂醉，全身痉挛着
 之后再加奏了几支，有好几段中国的民谣，最后以李斯特的爱之梦结束音乐会~感觉郎朗弹莫扎特是很有把握的，即便是舒曼的《童年情景》，虽则说要谈好得有老年人的头脑，和儿童的心灵，但只要把童年那种梦幻般的，天真纯洁的感觉表达出来，再加上一点追忆似水年华的味道，虽不中亦不远矣。而技巧性高的曲目原是郎朗的那首好戏。但是拉赫玛尼若夫的前奏曲绝不仅仅是炫技的曲目，那种惆怅苍茫遗世独立我行我素漂泊无依的心情，苏武牧羊般的高贵英雄气概，似乎更需要演奏家个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去理解。我们可以期待，因为郎朗毕竟是个孩子，我们可以期待当他智力上和感情上成熟为真正的钢琴大师时，郎朗会给予我们更多。
14 dicembre Albert Einstein:The World as I See ItHow strange is the lot of us mortals! Each of us is here for a brief sojourn; for what purpose be knows not, though he sometimes thinks he senses it. But without deeper reflection one knows
from daily life that one exists for other people-first of all for those upon whose smiles and well-being our own happiness is wholly dependent, and then for the many, unknown to us, to whose
destinies we are bound by the ties of sympathy. A hundred times every day I remind myself that
my inner and outer life are based on the labors of other men,living and dead, and that I must
exert myself in order to giv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I have received and am still receiving. I
am strongly drawn to a frugal life and am often oppressively aware that I am engrossing an
undue amount of the labor of my fellow-men. I regard class distinctions as unjustified and, in the last resort, based on force.
I also believe that a simple and unassuming life is good for everybody,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 do not at all believe in human freedom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Everybody acts not only under external compulsion bu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inner necessity. Schopenhauer's saying,
"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but not want what he wants," has been a very real inspiration
to me since my youth; it has been a continual consolation in the face of life's hardships, my own
and others', and an unfailing well-
spring of tolerance. This realization mercifully mitigates the easily paralyzi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prevents us from taking ourselves and other people all too seriously; it is conducive to a
view of life which, in particular, gives humor its due.
To inquire after the meaning or object of one's own existence or that of all creatures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absurd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And yet everybody has certain ideals
which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his endeavors and his judgments. In this sense I have never
looked upon ease and happiness as ends in themselves-this ethical basis I call the ideal of a pigsty. The ideals which have lighted my way, and time
after time have given me new courage to face life cheerfully, have been Kindness, Beauty,
and Truth. Without the sense of kinship with men of like mind, without the occupation with
the objective world,the eternally unattainable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scientific endeavors, life
would have seemed to me empty. The trite objects of human efforts-possessions,outward success, luxury-have always seemed to me contemptible.
My passionat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lways contrasted oddly with my pronounced lack of need for direct contact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human communities. I
am truly a "lone traveler" and have never belonged to my country, my home, my friend, or
even my immediate family, with my whole heart; in the face of all these ties, I have never lost
a sense of distance and a need for solitude-feelings which increase with the years. One becomes sharply aware, but without regret,of the
limit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sonance with other people. No doubt, such a person
loses some of his innocence and unconcern;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opinions, habits, and judgments of his fellows and avoids the temptation to build his inner
equilibrium upon such insecure foundations.
My political ideal is democracy. Let every man be respected as an individual and no man idolized. It is an irony of fate that I myself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excessive admiration and reverence
from my fellow-being, through no fault, and no merit, of my own. The cause of this may well be the desire,
unattainable for many, to understand the few ideas to which I have with my feeble powers
attained through ceaseless struggle. I am quite awar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bjective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one man should do the thinking and directing and
generally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But the led must not be coerced, they must be ab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 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For this reason I have always been passionately opposed to systems
such as we see in Italy and Russia today. The thing that has brought discredit upon the form
of democracy as it exists in Europe today is not to be laid to the door of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as such, but to the lack of stability of governments and to the im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I believe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ve found
the right way. They have a President powers really to exercise his responsibility. What I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more extensive provision that it makes
for the individual in case of illness or need. The really valuable thing in the pageant of human life
seems to me not the political state, but the creative, sentient individual, the personality; it alone
creates the noble and the sublime, while the herd as such remains dull in thought and dull in
feeling. This topic brings me to that worst outcrop of herd life, the military system,which I
abhor. That a man can take pleasure in marching in fours to the strains of a band is enough
to make me despise him. He has only been given his big brain by mistake; unprotected spinal
marrow was all he needed. This plaguespot of civilization ought to be abolished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Heroism on command, senseless violence, and all the loathsome nonsense that goes by
the name of patriotism - how passionately I hate them! How vile and despicable seems war to me! I would rather be
hacked in pieces than take part in such an abominable business. My opinion of the human race
is high enough that I believe this bogey would have disappeared long ago, had the sound sense
of the people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corrupted by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cting
through the schools and the Press.
The most beautiful experience we can have is the mysterious. It is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which stands at the cradle of true art and true science . Whoever does not know it and can
no longer wonder, no longer marvel, is as good as dead, and his eyes are dimmed. It was the
experience of mystery - even if mixed with fear - that engendered religion. A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we cannot penetrate,
our perceptions of the profoundest reason and the most radiant beauty, which only in their
most primitive forms are accessible to our minds - it is this knowledge and this emotion that constitute true religiosity; in this sense, and in this
alone, I am a deeply religious man. I can not conceive of a God who rewards and punishes his
creatures, or has a will of the kind that we experience in ourselves. Neither can I nor would I
want to conceive of an individual that survives his physical death; let feeble souls, from fear or
absurd egoism, cherish such thoughts.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eternity of life and
with the awareness and a glimpse of the marvelous structure of the existing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devoted striving to comprehend a portion, be it ever so tiny, of the Reason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nature. 10 dicembre 饱餐一顿之二实验室第一位博士毕业了，哈哈，答辩后少不得又去fb了一顿，第一次吃龟鱼，一条鲑鱼被我吃了半条
 第一次喝传说中的香槟酒，貌似和啤酒的味道没有什么两样~吃饭前大家一起举杯，饶毅的祝酒词很有意思：今天出了庆祝蒋辉毕业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希望凡是从这个实验室出去的人都能成为学术上和生活上的朋友。真的很希望实验室的这种氛围能够保持下去：PI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彼此都能有一种善意的关怀~希望我们的实验室能够越来越productive~
饶毅问到大家将来会干什么，我想我的答案是，十年或者二十年我都会作生物的，因为它可以让我倾注我的全部热情，人是需要一种寄托，一个目标去灌注他的热情和努力，否则的话会抑郁的~
 二十年后我会干什么呢？不过多半不会是生物。等我老的搞不动科学了，我要去做一个中学老师，或者关到一个屋子里写随笔~哈哈 05 dicembre 这个想法比较酷据英国《星期日邮报》12月4日报道，英国诺森伯兰郡贝林哈姆地区一名男子由于患上罕见的基因疾病，导致他的肌肉渐渐变成骨头。现在，53岁的该男子已经被自己的骨头困住，一动不动地站在沙发上，沮丧而又无奈地等待自己成为“活化石”的那一天。
15 novembre The interview of Sean Carroll: both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e quite interestingSean Carroll: Charmed by snakes
Sean Carroll is an investigator of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He studies anim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nd occasionally co-produces rock videos depicting his lab's work. Summarize yourself in the form of a title of a paper in Nature. Working on a mystery and going wherever it leads. What was your first experiment as a child? I had snakes as a kid — a king snake, a yellow snake, green snakes, several kinds of garter snake, and a tiny species called DeKay's snake. I experimented a lot with their choice of food items. The beautiful patterns of some of these species had a lot to do with my future aesthetic interests in biology. Who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mentor in your career? Matt Scott (now at Stanford) gave me a huge, golden opportunity in the early days of molecular developmental genetics and an unusual degree of freedom. Whose graduate student would you most like to have been (historical impossibility notwithstanding)? Someone from the 'Morgan school': Calvin Bridges or Alfred Sturtevant. Or Theodosius Dobzhansky.(I would choose Seymour Benzer or Francis Crick) What single scientific paper changed your career path? Ed Lewis's review on the Bithorax complex (Nature 276, 565–570; 1978). What book has been most influential in your scientific career? A tie between Ontogeny and Phylogeny by Stephen Jay Gould and Embryos, Genes, and Evolution by Rudolph Raff and Thomas Kaufman.(For me the Biography of Barbara McClintock, from which I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insights) What literary character would you employ as a postdoc? Candide. One always needs optimism. What's your favourite conference destination, and why? England. More relaxe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historical settings, and better beer. What was the worst/most memorable comment you ever received from a referee? Several of our best-known papers were initially greeted with apathy or faint praise, or were not even reviewed upon submission. I won't say which on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nocent (and future submissions). You have the audience in your hands, but some smart-alec asks you the killer question you have no idea how to answer. What's your response? Tell them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that I have no idea how to answer it. That usually leads to more discussion and I get a better idea of the serious questions that other people have related to my discipline. What book is currently on your bedside table?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 by Nathaniel Philbrick. Think lab science is a challenge? Try three months in a rowing boat in the open ocean with nothing to eat but the guy next to you. What music heads the playlist in your car or lab? Tom Petty and the Heartbreakers. Assuming the dead can be raised and/or time travel exists, who from the world outside science would you most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Eisenhower in early 1944. I've read a fair amount by or about these figur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ime. The weight and tension of that year, and all the issues of the next 50 years, would be a riveting discussion.(Fou's Lei, who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me. I got completely transformed and enlightened after following his philosophy; another one may be Romain Rolland) Where and when would you most like to have lived or worked?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American West, hunting dinosaurs.(Greece) You are on a plane behind two students obviously going to the same conference, who start to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do you do? Take a nap. What do you most dislike about having research published? Reviewer roulette. Success is often more a matter of the luck of the draw of reviewers than of the diligence of authors. Referees and editors are crunched for time, so a piece of work that took years can be dismissed in minutes. What would you have become, if not a scientist? A (very) minor-league baseball player.(maybe a school teacher) What music would you have played at your funeral? The Dixie Dregs — the best instrumental rock band, period.(Any pieces by Mozart or Bach) The job of captain on the Starship Enterprise in Star Trek has become vacant. Nominate any real person, living or dead, for the post. Robin Williams. Is there a 'tyranny of reductionism' in how scientists are trained today? Certainly it is a dominant viewpoint. Although I worry about the lack of natural history and organismal perspectives, the reductionist approach in biology has been spectacularly successful in addressing many complex mysteries for which it is appropriate. Under what conditions do you have your greatest and most inspired ideas? Sleeping, or near sleep.(When I am not hungry) What's the one thing about science that you wish the public understood better?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evidence supporting scientific ideas: compared with, say,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n areas such as astrology, UFOs and ghosts. Which field in science (apart from your own) deserves more funding, and why? Palaeontology. A lot of bang for the buck and great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for future teachers and scholars. W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n your fridge? Moët and Chandon Private Reserve, a souvenir of Epernay. Liquid gold. Why is physics so hard? After Newton's basics, I find that I have little intuitive feel for the rest. What'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e rewriting of population genetics in terms of functional biology. Which actor would best portray you in a film? Jack Nicholson, directed by the Coen brothers. You've just been told (in confidence) that the world will end tomorrow. What do you do next? Party like ... there's no tomorrow. What would be the title of your autobiography? 'Escape from Toledo'. 08 novembre 饱餐一顿饶毅每次回来， 于我而言，只意味着两件事情：令人激动的大餐和几天兴奋的谈话。
觉得自己要学的太多了：如何不卑不亢的与别人交谈， 以及在交谈中去inspire自己和别人。
ddmm们正在申请。没有出国，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遗憾。 23 ottobre Mark Buchanan: How new words become part of a languageWhen unwanted email first came along, people invented different words for it, such as unsolicited email and junk email. But eventually "spam" became the word of choice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It's a process that happens each time a new thing needs a name, but language researchers have struggled to model how it happens without a central decision maker. Now a computer model shows the process at work - and may give insights into how the first human languages emerged. Luc Steels of the Sony 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 Paris in France and his colleagues studied the "naming game", a simple computer model that reflects how people invent words and use them. In the game, a group of "agents" live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with a number of "objects". Each agent makes up random names for the objects, and the agents then interact in pairs, trying to "talk" about those objects. Name gameIn each interaction, one agent (the speaker) says its word for an object, while the second agent (the hearer) listens. If the hearer fails to recognise the word, it memorises it as a possible name for the object. But if the hearer understands the word, both agents retain this word in memory and ditch any others they have made up or heard.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process reflects how people invent and share new words for objects: they constantly invent new words, yet can only use ones that others understand, so it keeps a lid on the number of words in use. The simulations showed that this is enough for the emergence of a unique shared vocabulary. In the model, each object always ends up being described by just one word (www.arxiv.org/physics/0509075). "The model is as simple as possible," says Steels. "But it captures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how a population develops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system." Evolving grammarSo could a similar process have helped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human languages? "Absolutely," says linguist James Hurford of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But he emphasises that in addition to common words, human language also requires richer structures such as grammar, the emergence of which the model cannot yet explain.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process reflects how people invent and share new words for objects While Steels and colleagues hope to develop more complex models capable of evolving grammar, they already se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computing. For instance, programmers currently have to establish standards to get commercial or scientific database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t may soon be possible to get computers to talk to one another by letting them evolve a common language on their own. 22 ottobre 萨特为何拒绝诺贝尔奖 １９６４年，“由于他那具有丰富的思想、自由的气息以及对真理充满 探索 精神的著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瑞典文学院授予 萨特诺贝尔 文学奖，不料竟遭萨特拒绝。瑞典文学院只好临时发出公告宣 称：萨特的拒绝并 不能改变诺贝尔奖颁赠的有效性，只是颁奖仪式无法举 行。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在１９７４年波伏瓦所作的一次访谈中有 充分 的说明。 波伏瓦：是不是由于这种在人们之间平等的感受，你总是拒绝一切使你 受到 注意的东西？你的朋友经常看到你对那通常称作荣誉的东西的拒 绝————人们 甚至可以说你厌恶它。这多少同平等的思想有关吧？你为 什么厌恶荣誉？ 萨特：这两者确实有一定联系，但也跟我的这种思想有关：我的深层实 在是 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这些 人，无论是给 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没有资格给这荣誉。我无法想 象谁有权利给康德、 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 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 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 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 拒绝一切荣誉。 波伏瓦：这解释了你对诺贝尔奖的拒绝。但较早时期你还有一次拒绝， 在战 后对于荣誉勋位的拒绝。 萨特：对。在我看来，荣誉勋位是给一大批平庸之辈的酬劳。就是说， 一个 得到了荣誉勋位的工程师应得这个荣誉，而另一个跟这人情况相同的 人却不应得 。他们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做了一项工作或头 头推荐或其它情况 而受到判别。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实在。这种特殊的实 在是无法计量的。 波伏瓦：你刚才使用了“平庸”这个词。这样你甚至从你时常提出的平 等理 论退回到一种非常贵族化的词语和表达。 萨特：噢不，完全不是，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一开始自由和平等在 这儿 ，在一个人的过程中，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平等最后应该还在这儿。 但人又是一 个服从等级系统的存在物，作为一个分等级的存在物，他可能 变得愚蠢起来，或 者他开始喜欢等级制度而宁肯不要他自己深层的实在。 在这个水平上，在等级的 水平上，他也许应该得到一个轻蔑的形容词。你 理解这一点吗？ 波伏瓦：我理解。 萨特：我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 评价 过于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于等级制 度所给出的 一种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 只知其然而不真正 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波伏瓦：也有你乐于接受的承认。你不接受————比如说————某 些人 为了给你诺贝尔奖而对你哲学著作价值的认可。但你接受你的读者、 读者大众的 承认，你甚至还希望得到这种承认。 萨特：是的，这是我的职责。我写作，于是我希望读者认为我写得好。 不是 说我认为它们都是很好的————远非如此————但当它们碰巧是 好作品时， 我希望能马上得到读者对它们的很高评价。 波伏瓦：因为你的作品就是你自己，如果你的作品得到承认，你的实在 就得 到了承认。 萨特：确实如此。 …… 赵汀阳:师徒之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师徒关系从来就有点不一般，与其说是名义上 的师徒关系，还不如说是事实上的互为师徒关系。 ●罗素的文字有一种恐怕想学也学不来的幽默机智，堪称典范，他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我所知，罗素是不靠文学作品（ 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 ●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 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 ●天才有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天才，但一定知道另一个天才是天才。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跑来让罗素判断他是天才还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 就去开飞艇；如果是天才，我就会成为哲学家”，结果罗素告诉他无论如 何不用去开飞艇。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 》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 ●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 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 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父子都是大师的情况不多见，如果有，就几乎一定是子不如父；但师 徒都是天才的事情却比比皆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就是师徒天才。不过， 在重要的哲学家里，摩尔也应该算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维特根斯坦在 1912年到剑桥上学，同时听罗素和摩尔的课。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师徒关 系从来就有点不一般，与其说是名义上的师徒关系，还不如说是事实上的 互为师徒关系。在天才的朋友之间，互为师徒关系其实很正常。在《逻辑 哲学论》的序言里，维特根斯坦在谈到所受的影响时说他“只想提到”弗 莱格和罗素；罗素则说过“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 的哲学的发展》P．112） 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应该说不如维特根斯坦那 么伟大。不过，有着特别的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 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有过如此有趣的赞叹：维特根斯坦如此 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 罗素的才华不仅超群，而且像他这个人一样多彩。按照中国的说法叫 做“多才多艺”。罗素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以及社会评论家，严格说来，作为数学———逻辑学家的罗素比作为哲学 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他 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尽管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数学可以完全 由现代逻辑来说明———现在看来非常可能是错误的。罗素的文字有一种 恐怕想学也学不来的幽默机智，堪称典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可以 证明这一点，据我所知，罗素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 罗素同样喜欢数学和哲学，但最早喜欢的是数学，原因是这样的：罗 素小时候，家里气氛十分严肃，特别讲究规矩和清教徒的美德，而且不许 怀疑，于是罗素只好去喜欢数学，理由是“数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数学 没有伦理内容”。可是后来还是喜欢上哲学，长辈们很不以为然，总是说 ：“什么是精神？那决不是物质，什么是物质？那决不是精神”。罗素在 《记忆中的人物》里写道：“这句话听了五、六十遍之后，我就不觉得可 乐了”。 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有个故事说，罗素在 8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9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反 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随便说说罗素的老师怀特海，他也是个天才， 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 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来上课，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 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 学原理》。罗素跟数学大师哈代说他做了个梦，梦见200年后剑桥大学图书 馆管理员正在把过时无用的书扔掉，当拿起《数学原理》时感到没有把握 是否应该扔掉，这时把罗素急醒了。 维特根斯坦甚至更加“多才多艺”，10岁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大 了做过飞机的发动机，在数学和逻辑上也有独到的贡献，艺术造诣没得说， 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的，还建过一栋楼房，设计风格在当时算是前卫的，哲 学的创造性在本世纪可说是第一。至于生活，看起来比罗素更有不同寻常 之处。由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思想比较离奇，于是许多人对他的不同寻 常有些夸张，有些进行了夸张的赞扬，更有些进行了无耻的诽谤，不过， 对天才进行抵抗和批评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恶习。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个亿 万富翁，维特根斯坦把他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别人；维特根斯坦还是个 勇敢的士兵，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 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个伟大的人吗？ 天才有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天才，但一定知道另一个天才是天才。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跑来让罗素判断他是天才还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 就去开飞艇；如果是天才，我就会成为哲学家”，结果罗素告诉他无论如 何不用去开飞艇。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 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罗素、 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 》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 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 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 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 辩。像这样伟大浪漫的事情只有当几个伟大的人凑到一起才有可能。类似 的事情还有，维特根斯坦后来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 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 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想想看这 是什么样的胸怀。摩尔甚至可能有着更宽阔的胸怀，据说英国国王曾接见 摩尔，表彰他对哲学的贡献，称赞他是头号哲学家，摩尔说，不对，维特 根斯坦才是头号的。 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对待罗素和摩尔要苛刻得多，他曾经“狠狠地 ”批评过罗素和摩尔的理论。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 》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在哲 学上，维特根斯坦可能更看不上罗素，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逻辑哲学论》 给弗莱格和罗素看过之后认为，弗莱格“一个字也不懂”，而罗素也好不 到哪里去，罗素甚至没有理解“主要论点”。当然，维特根斯坦决不是觉 得罗素特傻，显然维特根斯坦承认罗素对他的影响，只不过他觉得像罗素 这样聪明的人都居然没有理解他的新思想，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 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 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 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 这些伟大的人物，伟大人物之间的伟大关系，实在令人神往，想着就 让人觉得舒服。中国民谚也说：“好汉敬好汉”，果然如此，在好汉之间， 各种真正伟大的价值才会被认为是伟大的，各种不同一般的行为才会被理 解和欣赏。可惜这种伟大的事情在生活中太少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 特早就发现小人们不喜欢优秀的人，例子是：爱非斯人赶走了他们中间最 优秀的人，并且说“我们中间不要优秀的人，如果有，让他到别处去，到 别人中间去吧”。 现在我想谈谈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上的根本区别。人们一般更多 地注意到他们思想的联系，通常认为他们在思想上毕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因此他们都算是“分析哲学家”。可是，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觉得他的哲学 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以至于罗素不能理解？而且，维特根斯坦虽然 被分析哲学家们奉为宗师，但是维特根斯坦恐怕不会认为他和分析哲学家 是一伙。我想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许多细节确实被罗素和其他分 析哲学家所接受和利用，但是在哲学的主旨上却完全不同，结果，分析哲 学是一种没有包含维特根斯坦思想主旨的哲学。所以维特根斯坦才会觉得 罗素等人误解了他的主要观点（而不是细节）。可以说，分析哲学以为， 对事物的逻辑的和科学的描述本身包含着一种哲学观点，而维特根斯坦则 认为这种逻辑的和科学的描述恰恰只是逻辑的和科学的观点而并非同时是 一种哲学观点，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让逻辑的归逻辑、让科学的归科学、让 某种事情归某种事情的活动，是一种“把帐一笔一笔算清”的活动而已。 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没有一种方法是哲学的方法，虽然有各种方法， 就像有不同的疗法”（《哲学研究》133节）。至于那些无法算清的、也就 是不可说的东西就不用去说了———其中也许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给予宗教 性的敬意。 随便一说，我相信所谓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样 完全不同。原来维特根斯坦只是要求看清楚语言，后来进一步要求看清楚 所有的“生活形式”（包括语言）。维特根斯坦的口号“要看不要想”意 味着看清楚一切之后哲学问题就消失了。 20 ottobre 余华：这个时代让我百感交集转自《南方都市报》2005-09-15 作家余华的新小说《兄弟》(上部)8月初出版以来，在书市掀起热潮。刚问世一个月，此书就加印至35万册，阅读反响热烈。大有“纯文学”压倒“畅销”之势。 这是余华第一部描写“文革”和当今现实的小说，在《兄弟》里，他开始进入当代生活，用大量的细节呈现了1960年到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化。余华在后记中写道:“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9月6日，余华在北京五棵松一家咖啡馆里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文革”的记忆，对现在社会的思考。 余华 1960年出生，浙江海盐人。现定居北京从事职业写作。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随笔集《灵魂饭》等多部。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日、韩等文在国外出版。 “我所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只能也一定要用”裂变”这个词来表达。这两个时代还是有一些过渡，我希望的就是能够把这个过渡写出来” 这个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时候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活着》的主人公生活的年代是解放前，《许三观卖血记》写的是解放初的故事，《兄弟》又写了“文革”和现代社会，你小说中描写的时代越来越和我们今天接近了。 余华(以下简称余):我确实是越写越近了。我觉得可能是当一个作家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越来越敢写离他更近的生活了。远的故事比较好写，因为你可以很轻松地发现它的传奇性，而近的故事里你却很难发现。 记:《兄弟》作为一本纯文学书籍，能够在今天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在你的意料当中吗？ 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在我意料当中。没想到反响会这么热烈，完全是不由自主。但另一方面，我对自己也有自信，我有一种自信，这个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时候了。 记:你在《兄弟》里写了一个暴富的李光头的成长史，你自己也说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暴富起来的一批人的影子…… 余:上世纪80年代暴富起来的人非常多，这里面很多人留下来了，也有很多人又忽然消失了，这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的社会现象。 记:你想通过李光头这样一个形象，去表达什么呢？ 余:我从描写李光头的一个形象，还有这个故事里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可以看出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社会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记:从《兄弟》的上部来看，是通过李光头这样一个小孩子，一个和你同龄的小孩子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形形色色“文革”社会和各种各样小人物的一些命运。他所看到的，是不是其实也跟你在童年所亲自看到的一些东西有关？ 余:我想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这部小说是距离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最近的一部。李光头和宋刚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通过我们这样一代人的生活，展现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生活，我们是如何过来的。虽然现在我们看今天和30年前的时代，似乎这两个时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变化实在太大了，可是不能否认，这两个时代还是有一些过渡，我希望的就是能够把这个过渡写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40年，经历两个裂变的时代 记:“文革”的时候，你跟李光头一样是个孩子，你那时候对“文革”的记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余:就像我《兄弟》所写的那样……大部分的东西我还是写出来了。我父母都是医生，我跟我哥哥就像野孩子一样，后来又像李光头一样，被反锁在屋子里。当时来看，那是个恐惧和欢乐交汇在一起的年代。大街上人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亲眼看到有人被打得半死，从五层高楼上被人扔下来，摔死了。但是我可以不上学了，可以天天玩。 记:那个时代充满了荒诞、混乱色彩。 余:对，非常荒诞。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文革”就是这样。有一天我居然看到满街都是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但是不要害怕，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父亲的大字报上面已经全部贴上了批判别人的大字报了，大字报就像现在的新浪网，每天都更新，一层贴一层，那个厚，冬天风一吹，就像树叶一样哗哗哗响。我们也做过很多坏事，干过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坏事，甚至把教室所有的玻璃窗都砸碎，结果到了冬天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后悔之极。这就是“文革”，你做了坏事不会遭到惩罚。我小说里写去偷书，结果偷到红色高跟鞋的故事就是我亲自经历过的，当时我不知道鞋子的跟可以是高的，研究了半天，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些记忆非常鲜明，永远都无法忘记。现在回头看看，才30年，就已经天翻地覆，会觉得当时不可理解，可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 记:好多人和你一样，经历了这两个年代，可是大多数都是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没有太多去思考这两个年代。而你却用这篇小说表达了你对这两个时代的思考。你的这种思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余:这种思考很早就已经有了。我前几年经常出国，我发现在国外就算比我大二十岁三十岁的人，他们的人生也只经历了一个时代，一个渐变的时代；而不会像我这样，经历了两个裂变的时代。他们觉得你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两个时代，而且这两个时代，第一个是禁欲和反人性的——我用简单的话说，其实比这个丰富得多；第二个又是纵欲的和人性泛滥的时代，发生在只有40岁的中国人身上。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财富，因为对西方人来说，哪怕活到100岁也只是经历了一个时代的渐变，我所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应该用“裂变”才可以表述，可以说是难以置信的两个时代。 记:你用了“裂变”来形容这40年的中国，你能够告诉我，这个词在这里，代表了什么？ 余:我想，我只能也一定要用“裂变”这个词来表达，其他的词都是不够的。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我还不知道，我该用什么东西来把它表达出来。一直写到《兄弟》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些年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改变，都是天翻地覆的。比如，我们以前都认为宋凡平那样的人才是英雄，而李光头是个调皮的不合传统的孩子，可是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李光头才是个英雄。今天的价值观认为，成功者才是英雄。 记:也就是说，现在的标准已经是多元化了的，甚至是有悖于传统的了？ 余:对。我的感受就是现在的价值观和我童年、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价值观教育已经完全发生裂变了。 记:你也感受到这种冲击？ 余:这种冲击是很大的，只不过你是在点点滴滴地感受到，但是写作的时候，我又集中地把它写出来。 余华新作《兄弟》封面。 “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 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这么大跨度的两个时代，你觉得是幸还是不幸？ 余:我觉得是幸运的。起码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幸运。所以我在后记中有一个比喻:“文革”和今天比较，相当于欧洲中世纪与欧洲现在比较。假如欧洲的中世纪是以文艺复兴为结束标志的话，到今天也有四五百年了。在西方一个人要活四五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在中国，活到40岁以上的人就已经都经历了。这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记:对普通人来说呢？ 余: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记得前几年我回海盐去参加中学时代的聚会，结果大家一见面便打起来了。因为社会分化了，同学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再也不想参加这样的聚会了，因为反差太大了。有些人过得很好，很有钱。有些人却已经失业很多年了，还有一次我回老家，我父亲告诉我，一次家里有人来送煤气罐，那个送煤气罐的工人告诉我父亲，他是我的同学。我甚至还有同学因为生活贫困自杀了。我有同学当了官后贪污被抓了，结果有一天他托人来告诉我，几个监狱管理人员非常喜欢我的小说，希望我能够给他们邮寄过去几本我的签名书，来改善他在监狱里的待遇。这些都让我感喟万千。 记:对这些，你的感慨是什么呢？ 余:正是因为有太多我们没有想像到的问题，我们才会对生活感受到惊奇，如果生活总是让你想像得到，也就不会那么丰富了。虽然变化这么急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社会毕竟是在进步的。相比较“文革”的那种生活，相比过去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物质丰富了，精神的自由也大幅度提高了，在那个年代，精神上是没有任何自由的。 记:总起来你还是肯定这个社会的。 余:其实我们不该去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它。它就是这样在前进，我们只能去跟着它走，不要做预言家，因为做预言家肯定是要失败的。当年IBM的董事长在造出第一台计算机的时候说，这个社会将来需要10台计算机就够了。可是他的预言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的福煦元帅说飞机是个很好的玩具，可是它毫无军事价值，可是后来呢？这两个例子的意思是，时代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我们如果能够跟上它就不错了，谁也无法预测今天的互联网会变成这样。 记:你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今天的社会……“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这几个词是你反复斟酌过的吗？ 余:这基本上概括了我在《兄弟》下部里表达的意思。 记:这也是你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评价吗？ 余:应该不算。我们现在的社会应该比我小说下部写的要丰富得多，“文革”现实也比我的上部描写的要丰富。因为小说比现实往往更集中，可能有些人认为故事是荒诞的，其实现实社会里，随时有比故事里更荒诞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是点点滴滴的，而文艺作品里却往往更加集中而已。 这个千变万化而且难以捉摸的时代 记:如果要你形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你会用怎么样的词汇来描绘它？ 余:千变万化而且难以捉摸。正是因为它这两个特点，才更适合用小说来表达，而不适合我们用理论来表达。作家写的东西再好也没有生活丰富，但是作家可以用高度集中的东西，来让读者去思考。这两个时代我都是亲身经历的，感情都非常复杂。 记:你觉得反思这两个年代的文学书多么？ 余:我觉得太少。中国有多少有才华的作家，可是他们大多都在写过去的故事，而没有写到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故事，我慢慢地发现，我已经有书写今天的本领。下部还没有出来，但是我相信还是跟上部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起码我这样去做了。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因为他书写了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尤其我们，处在了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 记:文学创作既然是比较集中极端的故事，你怎么样才能使得自己的作品不偏激，不偏颇地去反映一个时代？ 余:我相信我的感觉和判断。有些深深触动你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也不会忘却的东西，而且你每次想起都会给它增加一些什么意义的东西，这是可以写的东西。我想我有这个把握。 记:通过这部小说，你是否也表达了你对这个时代的某种担心呢？ 余: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担心也有，喜悦也有，难受也有。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本小说应该是百感交集的，不应该只有一两种情感。 记:这个时代也让你百感交集？ 余:这个时代就是让我百感交集。过去的那个时代让我百感交集，今天这个时代，更加让我百感交集。为什么我写过去那个时代只写了十多万字，可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努力要控制在30万字的原因也在于此。第一个时代显然是一个反人性的时代，但因为自己童年和少年都是从那里经历过来，就永远难忘，永远怀念它。第二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我称之为一个人性泛滥的时代，它有很多毛病。我生活在其间，还是要感谢它。 采写：本报记者 姜英爽 余华：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转自《南方周末》 2005-09-08 对于自己的《兄弟》，余华认为，“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他甚至认为，写完《兄弟》，中国近40年的历史和现实就都被自己把握住了。那么，《兄弟》是“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吗？ 余华：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王琳琳 余华出书了。在上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10年后，余华交出的是《兄弟》。这两部小说之间，隔着漫长的10年。 在这10年里，因为不在状态，余华先后废弃了3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最后，余华发现问题出在小说的叙述上。因此，他干脆放弃了原来写的小说，另起炉灶，开始写第四部小说，也就是《兄弟》。 和《活着》一样，《兄弟》也是妙手偶得之。有一次，余华从电视上看到一条简短的新闻，有一个人站在高楼上，企图自杀。有人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准备挽救，楼下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这个画面一直在余华的脑海里翻腾，最后，余华打算从这个画面出发，写一部关于兄弟俩成长故事的长篇小说。 《兄弟》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从童年到老年的经历，从“文革”前的1960年一直写到2005年11月止。有趣的是，小说的时间跨度刚好是余华出生、成长到今天的过程。 在35岁以前，余华一直在书写过去的岁月和记忆，很少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在10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余华说自己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不写1990年代之后的生活，是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在《兄弟》里，他开始进入当代生活，用大量的细节呈现了1960年到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化。 敢把握现实了 记者：在你以前的小说里，很少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很少写到当代生活，而《兄弟》这一次却从“文革”时期开始写到现在，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 余华：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革”，我是在“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人写。如果我来写，怎样能保证与众不同呢？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这段历史的最佳角度。 为什么我们这些作家都爱写以前的时代呢，因为时代越远越容易找到传奇性，可以在小说里天马行空地对历史进行虚构和想象。而当今时代，现实世界的变化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而且还出现了网络虚拟的世界。所以，写现实生活的作家有很多，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你总是觉得虚假、不可信。 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我发现今天的中国让每个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实和传奇神奇地合二为一，只要你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 记者：你怎么看这两个时代的变化呢？ 余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巨大的变化，这些记忆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命运、经历都与时代的变化相关。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过去时的，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改革开放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现在时的，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在这个历史过程里，国家、社会和人都发生了巨变，这样的变化，在西方要经过400年发生，在中国只用了短短40年。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都被我们所经历了。 当我把两个时代通过一代人的命运变化写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对于李光头、宋钢这样一代人来说，童年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对小说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写出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来。 记者：你能确定你写的就是“文革”里真实发生的事情吗？比如小说里最感动人的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对有过“文革”经历的读者来说，他们的形象就不够真实。 余华：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去年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个中国人，她爸爸是一个大学教授，她妈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文革”中，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位母亲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谁要是批斗她丈夫，她甚至敢到他们家门口去贴大字报，说这些人其实是地主反动派。结果那些工宣队、红卫兵，谁都怕她，也就放过了她的丈夫。“文革”结束以后，她爸爸常说，“文革”太可怕了，要是没有你妈妈，我早就死了几回了。 “文革”时期，因为人的出身、成分等很多问题，有很多家庭破碎、解体，也有很多家庭反而更团结，相依为命。在灾难和不幸来临的时候，那些坚持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那个时期，很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空前地好，彼此之间更加忠诚，感情更加融洽，他们知道不能出现一点闪失，否则这个家庭就会毁灭。 宋凡平和李兰分别来自两个破碎的家庭，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组成一个家庭，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这两个人是我写得非常满意的人物。疫病、磨难在伟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文革”把人的丑陋和邪恶释放了出来，但是就在同时，人的善与美也被激发了出来。往往在最黑暗的深处，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亮着。 记者：《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用的是减法，在《兄弟》里用的是加法，你在关键时刻把细节放大，比如宋凡平为了接生病的李兰回家，被十几个人围殴，被打、被捅、被踹死，连自己的儿子都辨认不出来；李兰没有钱只能为宋凡平买最短最便宜的棺材，打断小腿才能放进去……你花了6万字来写这个过程，非常地煽情，不像以前那么节制了，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写法？ 余华：这与我写了几年的随笔有关系。给《读书》写专栏的时候，我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是直来直去，遇到什么写什么，正面展开，非常有力量。当叙述的每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时，阅读的快感会更强烈更刺激。以前在小说里写“文革”，我只是当背景，这次是作为中心、正面来写，比如批斗、武斗、游行等场面。 这六七万字在小说里起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作用，《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不同是因为我是用大量的细节去推动故事往前走，而不像《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常常靠人物的对话完成故事推进，这个情节，如果按照“许三观”的写法，也就是5000字写完。但我现在用很密集的写法，把人物的情感、人的内心、人跟外部环境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充分。 宋凡平死了，李兰不在外人面前哭，也不许两个孩子在外人面前哭，自己拉着板车到了城外无人的地方，对李光头和宋纲说，哭吧。他们才无所顾忌地哭出声。这是一种压抑的情感，我一直让它压着，在这个时候，才让它爆发出来。写到这个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 在《兄弟》里这样让我满意的描写，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兄弟》让我重新发现自己的才能，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 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 《兄弟》不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记者：有人认为，《兄弟》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一本小说。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性，李光头在厕所偷窥林红的屁股，八岁的孩子性早熟；另外一个是你写“文革”了，而且写得非常残酷，这样的小说在西方一直比较受欢迎。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意见？ 余华：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这部小说是正面去写两个时代，所以小说的开头就特别重要。比如上部主要是写“文革”那个时期，我其实也可以写游行、喊口号或者武斗和批判会的场面，但这样写没有意思。所以开头我就写一个少年偷窥，再重新回到他的出生和他父亲的死，都是因为性，读者一读就知道进入了一个禁欲和反人性的时代。下部小说一开始，前两章就是性泛滥的描写，让人一看就知道进入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纵欲的性泛滥的时代。 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看，大概从三五年前，美国、欧洲的出版社已经不再出“文革”的书了。在5年前，中国流落到海外的作家中，有两拨人是能找到出版社的，其中一拨就是写“文革”的。为什么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出版商都不再出那些书了呢？因为太泛滥了，读者已经不喜欢了。 以我对西方读者的了解，《兄弟》很多的情节都是欧洲或美国的读者所不能接受的。你看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基本都是那种温吞水式的作品。美国人写的恐怖小说，用刀砍人最多砍三刀，第四刀下去读者就受不了了。美国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任何写得激烈一点的东西，他们都受不了。 根据我以前的书在国外的出版经验，我觉得这本书不会像我以前的书那么受欢迎。我在1980年代写的作品，用的是那种带有欧化的语言，特别容易翻译。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翻译起来非常困难。《兄弟》出版以后，我给国外的翻译寄书，他们回信说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翻译起来太难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特定环境的话，有很多段落是无法翻译的。 记者：宋凡平这个形象太完美了，虽然他自己满身伤痕，仍然带给孩子们温暖的爱。 余华：确实有人说我把宋凡平写得太美好，在那个时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其实我在童年的时候，见过这样的人。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同学和他的父亲高高兴兴在一起，手拉着手，笑嘻嘻地说话。可是第二天早晨，我这个同学到学校的时候，一直在哭。原来他父亲在那天晚上投井自杀了。虽然他的精神和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已经准备好去死，但是在孩子面前，他没有丝毫的流露，还给孩子买了奶糖吃。这样的记忆让我很久都不能忘怀。 宋凡平这样的人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的形象，在几十年前，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工作就是养家糊口，说不上喜欢不喜欢，经营好一个家庭，要比工作重要得多。 记者：在书里，你写的那些悲剧场面令人惊心，比如孙伟因为留长发被红卫兵剪掉，在反抗中他颈部动脉血管被剪断死亡；母亲疯掉；父亲因为被毒打把两寸长的铁钉敲进自己的头顶而自杀。它有原型吗？确实发生过吗？ 余华：比这更加残酷的事情我都见过。在“文革”中，我亲眼见到过一个人被打成重伤，又在我们镇的五层楼被抛下来，活活摔死了。孙伟父亲用铁钉自杀，是我在一本“文革”回忆录里读到的细节。 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文革”中发生的许多残忍的故事比我写的要残忍得多。当时在上海、武汉，那都是动用了枪支弹药和大炮的。 有人说李光头偷窥被游街，为什么要游那么长的时间？在“文革”中我亲眼所见，一个农民到我们镇上偷窥，被人游街，比李光头游街的时间要长得多了，天黑了还绑在电线杆上。 昨天我还和一个朋友说，过50年以后，你把今天的真实事件告诉人们，他们肯定认为这是极其荒诞的。 记者：现在出版的《兄弟》只是上部，下部写的是什么故事？ 余华：下半部故事背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里。在上部里，李光头和宋钢他们的命运被时代所安排，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个时代。但是到了1980年代，他们可以与时代搏斗，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了。 “文革”中，李光头的母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就是李光头，这个人到了新时代反而能如鱼得水，宋钢那样的老实人却未必。上部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在下部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兄弟》这部小说为什么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我现在正在改下部，我觉得下部比上部写得还要好。可以说，我可以准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和变化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的写作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自信？怎么确定自己写得不是好而是更坏呢？ 余华：这种自信来自多年的写作经验和感觉。 通过《兄弟》，我重新找回了写小说的能力，而且在技巧上、方法上有了质的提高，越写越有灵感。就在写《兄弟》的过程里，我又冒出了几个小说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把《兄弟》改完以后，在下一部长篇小说里，我将写到这一百年中国人的生活，以江南小镇一个家庭四代人的人生经历切入，正面描写、逼近我们这个时代。 好故事越来越重要了 记者：这些年来，影像（电影、电视剧）对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人们读书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会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余华：不仅是对我有影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有影响。崔永元曾经跟我说，他在大学的时候，读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一上来两页都是风景描写，他都读得津津有味；而现在一部小说，开头两段不吸引他的话，就会马上放下。他代表的是现在我们大家普遍拥有的阅读观念。 记者：从《兄弟》可以看出，你越来越重视人物和故事的塑造了，你越来越在意读者的阅读快感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 余华：能写出好故事，是我现在的追求。20世纪的文学就认为19世纪的文学不真实，所谓的不真实就是它太故事化，太情节化。然后20世纪小说就开始分崩离析，各走各的路。小说的形式多样化了，有平铺直叙的，有日记体的直白，还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走极端的。现在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大家对小说的认识，态度基本还是一致的，还是要回到故事上。其实我本身也不是很能够完整地写一个大故事的人。目前我还没有那样做过，但以后可能会去做，只是把它的细部写得很充分，写得至少要吸引我自己吧，要是连我自己也不吸引的话，就肯定写不下去。 当一个作家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会寻求形式与技巧；当一个作家有力量了，他是顾不上这些的。使用各种语言方式，把一个小说写得花哨是件太容易的事。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同时不至于流入浅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写了20多年小说了，我太知道了。 记者：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你突然回归传统，你那些最早的读者反而会不习惯。 余华：这很正常，或许过几年后情况又会改变。 当年我在写《活着》的时候，在文学界内部受到多少批评，外面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但文学界内部的人都是知道的，他们并不认为我写《活着》有多不好，但他们就认为我不应该写《活着》。他们的观念是，作家写什么不是由作家来决定的，而是由读者来决定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难做到，我肯定是按照我的方式来写我的作品。 记者：对自己越来越苛刻是因为你要“写一部伟大小说”的缘故吗？ 余华：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来，我相信每个作家都有这样的梦想。当你心里满怀着去写一部伟大作品的念头，你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写小说，你会很认真对待你写的每一部小说。至于它出版以后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别人怎么评价它，对作家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吗？” 记者：10年前，你的书首印是1万册，现在《兄弟》是开机20万，还要再印15万。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好还是不好呢？ 余华：我的书其实不畅销啊。在纯文学领域，我的书卖得当然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文学图书市场其实不算什么。我从媒体上看到，像郭敬明的书一上来就100万啊。还有现在那些悬疑小说，也是一上来就三四十万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哈金告诉我，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在美国一年里就卖了200多万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故事》一个月就卖了30万册。在美国，你写一部悬疑小说的畅销可能性和写一部严肃文学的畅销可能性是一样的。 不像现在我们中国……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是编书的比写书的多；原创的书越来越少了。 记者：《兄弟》只出版了上半部，你花一个月的时间配合出版社宣传，到处搞演讲、签名售书，已经有人在说你和娱乐明星一样，越来越喜欢搞商业炒作了。 余华：这是必须的，我10年没出长篇了。在前面的五六年里，我几乎是谢绝采访，理由是我没有新作品出来；但是我也表示，我有了新作品一定会接受媒体采访。既然接受了采访，你只能所有的采访都接受，否则就有批评说你太功利。这与我现在不愿去大学演讲是一个道理。要么一家也不去，要么就全部照顾到。 配合出版社搞演讲、签名售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这几年，我在国外学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敬业，君特·格拉斯出《我的世纪》时已经80多岁了，还在德国各地开朗诵会，其实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这给我一个比较大的触动。是什么呢？中国作家应该改过了，他不能去了国外以后，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回到中国以后就哪儿都不去、摆架子。所以我就充分地配合上海文艺出版社，只要我时间安排得开，我肯定是尽量地配合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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